自央行5月17日发布房地产金融新政以来，各地的新政纷纷落地，密度之高用“争先恐后”来形容不为过。据统计，“5.17”后10天内，全国明确发布政策文件执行首套房15%最低首付比例的城市已经超过100个，累计超过150个城市已经明确取消了房贷利率下限。上海、广州相继采取了大动作，更被视为重大的政策信号。政策效果如何尚未可知，舆论先撕裂了。有说挂牌量大增要暴跌的，也有说挂牌价大幅跳高要暴涨的，看涨的、看空的隔空掐架，热闹非凡。撕裂的舆论折射出市场心态不稳。比起扑朔迷离的价格走势，这种过山车式的市场心态才是当前楼市最大的问题。有朋友问我看涨还是看跌，我的答案是：看不懂。经历“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的长期限制，房市的价格体系已经严重紊乱。调控期间，有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也有新房价格“平稳”、二手房价格大跌的，都是价格体系紊乱的表现。政策松绑后，房价回归市场机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本轮调控周期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此前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经验都不适用了，这也增加了“估值-寻价”过程的变数。这两年商品房交易量大跌，除了需求转弱的因素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买卖双方对房价趋势心里没底的观望。尤其是买方怕买亏了，都不愿意下场。政策松绑后的市场极端行为，不管是大幅跌价急售的极限跳水，还是开价上涨一二百万的极限跳高，都有浓厚的投机色彩，都不能作为市场价格趋势的判断依据。因为，这种极限操作或出于恐慌心理，或出于赌博心理，都是冲动性的非理性行为。交易参与者还在懵圈，围观吃瓜的能有多明白？所以，今天舆论场上看涨的、看跌的，都是立场先行的主观判断，缺乏符合当下形势的客观依据。看涨甚至担心暴涨的观点，主要依据是此前楼市调控周期的房价变化规律。可是，前两轮“涨价去库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宏观环境下发生的，今天已然时过境迁。收入增长预期和资产升值预期都不足，支撑房价全面快速上涨的动力不足。笃定“普跌”、“大跌”的，主要依据是需求转弱的宏观判断，这又过于宏观了。三四线的房地产市场是2015年货币化棚改强拉起来的，没有真实需求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那“北上广”有没有？“资产荒”的避险心理、储蓄的超高水位，对一线城市核心地区房产的价格支撑作用，能不考虑吗？截止今年4月份，住户存款145万亿，比2019增加了60万亿有余。超额储蓄的水位那么高，居民可选择的优质资产又那么少，经济发达地区一二线城市的优质房产是为数不多的避险选择。但是，到底能有多少钱流进房市、资金注入能持续多久，一线城市楼市的核心资产又能装下多少钱，是否能像过去那样对周边产生外溢效应，都是未知数。真实的市场决策是很复杂的，宏观微观、个体群体的因素太多了，没有人胜任预言家的角色。目前抽象地争论房市的价格趋势意义不大。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交易量上不去，一切都是空谈。越是交易量萎缩，市场就越是投机，长此以往，市场心态就崩了。不要在市场中考验人心的韧性，任何资产长期处于价格趋势不明、市场投机氛围浓厚的“亚健康状态”，投资价值都会大打折扣，甚至被市场抛弃。这才是中国房地产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涨是跌都不怕，最怕的是“搞心态”。坦率的说，目前挤牙膏式的政策松绑就是在“搞心态”，强调控的长期心理阴影更是把心态搞到崩溃。还有朋友问我怎么看目前的政策调整，我还是那句话：看不懂。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政策放宽放松的趋势不是很明显吗？有什么看不懂的呢？但事实就是看不懂。好像是松了，连央行都下场救市了，可是政策放宽还是挤牙膏式的操作。这不是让人看不懂吗？现在市场心态不稳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政策。短期而言，这种挤牙膏式的放宽政策，造成了政策预期被无限放大，加剧了市场观望情绪。“5.27”上海出台一套政策，首套首付降低到20%，“5.28”广州出的政策，首套首付15%。这种挤牙膏式的政策竞争局面下，购房者难免会在心里嘀咕，“说不定过几个月上海的首套还能再降点呢？”。“政策胡萝卜”总在眼前晃悠，抽冷子还真能咬到一口。吃到一口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出入，人家怎么能不观望？何况还有“解限价”这个最大胡萝卜还在那儿悬着，谁肯轻易下场？哪怕是所谓“刚需”，能比这百万计的真金白银“刚”吗？收入调整掉了，能不慎重？所以，政策放松的牙膏不挤干净，楼市重启就无从谈起。知道你要松绑，但是不松到底，那就会一直观望下去。长期而言，“强调控”政策积累的心理阴影，抑制了房地产需求的释放。绝大部分人一辈子买的最贵的商品就是房子，没有之一。大半辈子甚至两三代人的钱包都砸在房子上了，求的就是一个资产稳定保值。这是楼市最根本的心理基础。经济形势不好、市场行情不好，房价跌了，只能期待行情转好回回血。可是，行情真的起来了，调控政策横空出世。每次“强调控”都是抑制房产的流动性、抑制房产价格，高昂的政策成本都是由买房者承担的。几行字就能擦掉几百万，人生能赚几个一百万，经得起这样反复摩擦？一而再、再而三，市场心态就崩了。资产价格上涨的红利不可期待，却要承担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风险，房产的吸引力还能有多大？随时随地可以动用所有政策工具，无所不用其极地抑制房价，是中国楼市的长期政策环境。既然“刹车”随便踩，临时松一下又能改变什么？今天可以松，明天就可以紧。今天松一分，明天就可以紧十分。今天降契税，明天就可以收房产税，诸如此类。本质而言，这就是政策干预缺乏产权边界的约束。说不让卖就不能卖，说不能涨价就不能涨价，在强势的政策面前，产权支离破碎。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强调控和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但是缺乏产权保护的后果却会影响所有人的购房决策。调控的政策之手，随时随地可以伸进市场翻江倒海，市场心态是很难企稳的。这种心态不稳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表现为“买涨不买跌”的投机性。政策窗口一打开，争先恐后“上车”，唯恐踏空。这造成了“房价永远涨”的假象。现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市场心态不稳又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呢？过去没有经历过，今天很难判断。因此，政策调整犹豫不决，可以理解。放松后到底是涨是跌，涨多少跌多少，谁都心里没底。只能一点点挤牙膏地试探，但是这种谨慎操作并不能降低楼市的风险。越是挤牙膏，市场心态就越是跌宕起伏、高度撕裂。大部分潜在需求止步观望，少数冒险下场的投机性拉满。交易量大幅萎缩，放大了投机交易对价格的影响，导致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只要政策的手还在市场里搅合，市场心态就很难稳定，观望情绪也不会消除。重启楼市，也就无从谈起。总而言之，政策放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既然方向定了，那就贯彻到底。涨也好，跌也罢，交给市场选择。今天中国房市的核心不是名义价格的涨跌，而是流动性的恢复。区域分化也好，“以价换量”也罢，总比有价无市的流动性消失要好。因此，今天对楼市的观察，价格不是核心，真实的市场交易量才是最重要的指标。楼市很重要，楼市很复杂。但是，无论怎么重要、如何复杂，楼市还是“市”。背离市场规律、脱离市场机制的政策干预，长期干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以价格管制、压制流动性为主要手段的逆市调控从未生效。前几轮调控“涨价去库存”是反市场的；不控地价控房价不涨的“面粉涨价面包不准涨价”也是反市场的。中国楼市那么多年，可谓“逆市场”调控集大成。但是，既没有改变市场的走势，更没有形成公平交易的机制。不断被削弱的产权，造成了市场心态、价格机制的严重扭曲。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涉及到政策干预和产权边界之间的冲突、财政需求和民生经济之间矛盾等深层次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都需要慢慢调理。当务之急是，彻底消除“逆市场”的幻想，只有顺势而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才能重启一个健康的楼市。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央行连发三条重磅通知：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全面放开房贷利率政策、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盘活商品住房库存。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以配合楼市去库存。既然老百姓不买房，那就地方政府指定的国企买房，地方政府和国企没钱，那就从银行贷款，银行再把贷款“卖给”央行。理解这套政策组合拳，首先就要理解这几年金融圈的高频词“QE”。何为QE所谓QE，就是“量化宽松”，是央行大规模资产收购和降息相配合的货币政策。由于降息是单独使用的常规操作，说到QE更多地是指大规模资产收购。市场上每天都有大规模的资产买进卖出，债券、股票等等，唯有央行下场当买家时才是QE。因为央行是管货币的，直接下场买资产，就是货币扩张，或者直白地说“放水”。QE是一剂货币政策的猛药，通过货币扩张稳定资产价格，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通缩。QE的“药效”取决于市场主体跟风和央行采取一致行动的规模。市场上的资产规模那么大，单靠央行发币买资产是托不住资产价格的，要有足够多的市场主体跟进才行。所以，全世界最大的QE玩家是美联储。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海外金融机构一看美联储“老大哥”开启QE模式下场护盘，纷纷跟风进场。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开启QE模式，下场购买机构债和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2014年结束，一共搞了三轮，买入3万多亿美元资产。海外美元大规模回流美国，美国的金融市场稳定了，美国的通胀起来了。大量的美元供给消除了全球的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开香槟，宣布QE成功。但是，“药有三分毒”，QE也存在风险。倒腾出来的钱太多了，市场过热堆积泡沫，加剧金融风险，只能“反向治疗”，把通胀摁回去，这个治疗过程很痛苦，也很危险。前几年的特殊时期，美联储也搞了大规模的QE，导致通胀过高。这两年美联储暴力升息搞得怨声载道，就是痛苦的“反向治疗”。总之，QE是猛药，但不是万灵药，还有副作用。央行此番操作是为房地产业量身定做的，资金规模和再贷款方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QE，但是货币工具的性质相近，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针对房地产的微型版QE。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国央行使用货币工具“精准施策”的思路。思路当然不错，但这种“局部手术”的难度并不低。能否托住房地产的市场信心是关键如前所述，QE能否见效，关键看市场的“跟风效应”。即便是针对房地产的局部微操，单靠3000亿的基金规模还是远远不够的。仅杭州一地，目前的显性住宅库存（即已领出预售证但尚未网签的房源）约3.9万套，按照250万一套的“白菜价”收储，也得1000亿。央行的3000亿能去几座城市的库存？当然，央妈发令枪一响，商业银行肯定会跟。目前已经有带动银行系统5000亿的乐观预测。地方政府再跟个2000亿，那就是1万亿。这应该足够去库存了吧？还是不够。去年全年的房地产销售额为11.1万亿，这1万亿的增量资金，相当于1个多月的销售额，也就是缩短了1个多月的库存去化周期。按照易居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4年1月中国百城库存报告》显示的库存去化周期即存销比为22.9个月，属于2010年有数据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地产合理的去化周期为6个月到12个月，央行QE直接带动的政策性资金的直接作用不说是杯水车薪，也只能说是效果有限。因此，中国房地产有效去库存，靠货币政策定点放水是不行的，关键还得看市场信心恢复、购房需求释放。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主体不是企业，更不是各级政府，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购房者。决定他们购房决策的，不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而是微观的收入预期、资产增值预期。宏观货币政策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直接作用是很有限的。QE3000亿也好、1万亿也罢，钱流不到购房者的手里，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因此，央行QE的宏观政策，能否影响人们的购房决策，是政策有效性的关键。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购房决策的关键因素——资产增值预期。政策效果和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大规模收购库存房产搞保障房，对房地产增值预期是相当负面的。地方政府收储提供保障房房源，抑制了所在区域内的购房需求，是对资产升值预期的直接影响。收储时打折买进，是对附近区域的房产增值预期也是负面的。保障房的出租价格低于市场价格，降低了该区域房产的租售比，又是一重负面影响。尤其是租售比，在房地产下行阶段，租售比降低对房产估值的作用尤为显著。本来房价下行时的价格预期心里没底，租金收益形成的租售比就成了最直观的参照。此时保障房压低租售比，即时生效，长期有效，意味着直接降低了房产估值的同时，也降低了资产增值的长期预期。因此，地方政府大规模收储搞保障房的“去库存”，是以降低资产估值和增值预期为代价的。没有资产增值预期，买得起的也不想买，需求进一步萎缩。这和QE稳定资产价格、注入流动性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租售比低于市场水平，还会影响保障房的资产收益率，存在金融风险。这次央行3000亿再贷款的利率是1.75%，可以视为保障房的资金成本底线。可是，租房市场主力的中心城市，市场租金的租售比上限也就2%出头一点，本来就没多大利润空间。保障性住房的租金还要打折，按照重庆运行多年的保障房模式，租金是市场价的60%。那么，中心城市的保障房租金的租售比为1.2%。连1.75%的资金成本都无法覆盖。那么，为了提高租售比，只能极限压低收储价格。低到对折以下，跌破房企的土地出让金。这样的“骨折价”对周边的房产会产生升怎样的冲击，可想而知。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极限压低，最多只能挤出1%的利差空间，显然不足以抵消营运和维护保障房的成本。以国企的运营能力和保障房的公益属性，亏钱是肯定的。作为福利政策，亏钱理所应当的。但是，作为金融抵押物，这就是不良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保障房不能实现盈利，那么大规模收储的保障房就是大规模收不良资产。金融风险又该如何化解呢？靠地方财政填坑，少量小规模持有也许可行，但是大规模的就难了。总不能再借一大笔地方债或国企债，来填无底洞吧？内在冲突难以调和的政策“混搭”归根结底，央行QE是在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的货币工具，不是用来做公益慈善的。否则开动印钞机搞慈善，全世界的贫困问题都轻而易举解决了。房地产是产业政策，不是福利政策，经济效益的核算必不可少。将保障房这样的福利政策和货币工具、产业政策混搭，不是天作之合，而是“八字不合”。QE要稳资产价格，福利保障要极限压价；产业政策要增强经营主体盈利能力，福利政策要限制盈利。各种政策混搭的内在冲突难以调和。其实，房地产市场化，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产业政策定位，和保障低收入人群居住的住房福利并不冲突。发达国家住房福利的成熟模式普遍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提供住房福利，直接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补贴、房租补贴，以及鼓励房主提供长期出租的房源，等等。直接补贴的方式对市场的干扰较小、成本低效率高，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选择也更自由。政府大规模持有并运营保障房，英国等欧洲福利制国家也曾有过尝试。效果并不好。只有新家坡这样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很少、没有房地产业发展基础的袖珍国家，才会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否适用我国，值得深思。中国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土地财政保障中低收入的住房福利是有充分的财政支撑。卖地收入中的一部分直接作为住房补贴分配给低收入人群，并不需要多复杂的操作，也不会和房地产市场化产生冲突。基础性的住房消费得到保障，反而会促进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大可不必把福利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搅合在一起。宏观和微操混搭，难度未免太高、还须慎重。结语和央行此前使用的货币工具相比，3000亿再贷款的规模算是比较小的。不过，既然是房地产量身定制的微缩版QE，能否推高通胀还是要考虑的。如果央行的3000亿能够带动大量市场资金激活房市，才有可能推高通胀。如果带动的市场资金有限，那么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有限。央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金，主要是在金融系统的债务链中传递，由此增加的长期储蓄增长或许会推高M2，对M1的作用甚微。和此前央行使用再贷款工具的情形类似。如果政策没有达到稳定资产市场价格的效果，那么收储的房产随着市场价格回落贬值，反而是变向通缩。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百度副总、公关一号位璩静对着镜头霸气侧漏“员工提离职我秒批”震惊江湖，没成想最终竟以她自己被秒批收场。据说她的离职还挺戏剧性的，老板李彦宏震怒，老板娘马东敏“亮剑”。被老板老板娘“混合双打”击倒，璩静预定本年度互联网那“搬石砸脚”大奖，小金人定制中。璩静的戏份算是落幕了，企业公关同行们遥望她的背影，满脸懵圈和迷茫。企业公关的神秘面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被揭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璩风波”刚闹起来时，就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心——本来就处于企业边缘的公关部门会更加边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幕曝光，“公关一号位”不懂公关被群嘲，情况更加恶化了。堂堂央媒出身的高级科班生，竟然花大钱向网红学习视频流量秘诀，对得起多年的媒体业务训练吗？照葫芦画瓢，竟然搞成了网黑。璩静不仅以一己之力给自家公司制造了一起史诗级公关危机，更暴露了“公关一号位”业务能力低下的短板。这不禁让人怀疑，中国的大厂公关都是这样的水平吗？并不是。从媒体走向企业公关的业内精英很多，但是他们的职业环境并不好。大型企业的公关业务定位偏差，造成了逆淘汰的职业环境，才会让璩静这样“傻卖力气”、“向上管理”的伪精英走上了与自身能力不符的高位。中国大型企业公关的最大问题是“急”——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典型症状是公关和营销不分，公关成了营销的附庸。其实，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关的业务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创业之初，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品牌，你不就得大声吆喝吗？营销就是公关、公关就是营销，没毛病。但是，企业成长为行业头部，到达了生态位的顶层，营销和公关就不能混为一谈了。营销和公关都是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互动，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受众不同、目标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同。营销关注的是发现和发掘市场需求，针对的是客户或潜在客户，是商业信息的传播。而公关是培育市场环境，增进社会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是商业文化的养成和传播。营销是一连串目标明确的商业运作，今天推出一个新产品、明天搞个促销活动。打了多少广告，增加了多少社会关注度，创造了多少商业价值，KPI明确、立杆见影。公关则是长期的的环境培育，公众的好感度、美誉度需要润物无声的长期培育，投入产出比不是一时一事可以算得清楚的。公关和营销混为一谈，是处理不好公众关系的。中国大型企业崛起的时间不长，一切为营销服务的“铭印”还没有消除。无论怎么强调公关的重要性，还是无法摆脱砸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立竿见影的营销思维。所以，公关部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负面舆情发生时当“消防队员”，平时就是给市场营销打下手、吹喇叭的“龙套角色”。殊不知，日常的绣花功夫不到位，临阵磨枪救不了火。比如百度上一次史诗级公关危机“魏则西事件”，平时对关键词竞价排名的争议没有充分及时的公关运作，相关机制缺乏透明度，更没有和公众充分沟通合理调整。这些基础工作一点不做，负面舆情一爆炸，公关部门裸奔进场，谈何救火？硬钢舆论质疑，没这个底气。没有日常建立和维护的信用基础，临时发多少公告、言辞多么恳切，都是苍白无力的。进退失据，临阵磨枪的贡献约等于没有。这种场景在中国大型企业的公关危机中反复出现，不是危机公关无能，而是缺乏长期运作准备的必然结果。不是公关部门没人懂这个道理，而是营销压到一切的思维下，公关日常难有所作为。“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前，公关部门想要直面争议、正面沟通，营销部门肯定不答应。这要是影响了卖广告的业绩怎么行？反正负面舆情爆发，千夫所指、股价大跌的后果，“未能妥善处理舆情”的大锅又不用营销部门背……公关部门日常跑龙套、遇事就背锅的边缘化，就成了璩静之流的舞台。跑龙套入戏深，“全员IP”的无效折腾能来事，主打个“向上管理”。遇事不能平事，但是在办公室里给媒体“扎小人”的夸张表演，能提供情绪价值，还是“向上管理”。这种业务水平能干到“公关一号位”，不是百度公关部门没能人，而是劣币驱逐良币闹小人。正经事干不了，不正经干事的“没事忙”脱颖而出，合情合理。中国的媒体行业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也曾经历了黄金时代，也培育了一大批真正的人才。但是，这些真懂舆情、理解公众心理的媒体人才，没有在企业里真正发挥才能的空间。中国的大企业还没有正确处理公共关系的意识。抓不住重点，找不到痛点，疼了白疼。社会舆论对企业营商环境有多重要，这几年被民粹大潮反复折腾的大型企业应该最有感受。中国社会的商业文化、商业意识长期薄弱，错误的经济观念泛滥。雇佣即剥削、利润即罪恶的意识形态原罪意识泛滥。这些长期困扰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缺乏公关能力，只能被动受害。大型企业应该有所作为。这种改造生态环境的公共关系运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用营销思维替代。比如说，这些年很多大型企业斥巨资搞公益慈善，希望以此改善公众形象。然而，基础环境不改变，这种“品牌营销”式的公关劳而无功。因为，在愤世嫉俗的经济原罪视角下，这些公益慈善行为说好听点是“赎买”，说难听的就是“主动罚款”，道德价值约等于零。充其量是反派剧本里加了点“人性之光”的桥段，不过是剧情的点缀。天生的“大反派”，就不配有好结局。所以，在民粹泛滥大环境下，大企业的慈善公益干再多，也无济于事。如果公众不能了解经济运作的真相，企业的舆论环境就不会得到改善。这才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公关任务，是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基础工程。然而，营销思维主导下，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甚至有些大企业的公关操作，还主动迎合民粹，大打所谓的“民族主义牌”，段位拉低到了“香飘飘”之流。更有甚者，还有借民粹之风拉踩抹黑，把公关搞得乌烟瘴气。那些“能力超群”的害群之马，危害远甚于“德不配位”的璩静。真正重视公关工作，发挥对舆论环境的长期建设性作用，不仅关乎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更关系到中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因此，这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的长期社会责任，无法回避。听任经济民粹主义大幅回潮，社会舆论环境恶化，大厂难有未来。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作者｜关不羽知名财经专栏作家5月9日，杭州和西安先后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至此，全国仅四大一线、天津、珠海及海南省还未全面解除限购。因此，这两座省会级城市的全面“解封”被视为房地产调控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不过，相比杭州，西安全面解限购的关注度要低了不少。毕竟西安的在中国经济的“咖位”比杭州还是有一定距离，楼市的关注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观察西安楼市在本轮调控中的表现及轨迹，对我们理解本轮房地产调控很有意义。西安房价暴涨的模式，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2013年，上海、广州、武汉、厦门、沈阳、长沙、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新一轮房市调控政策，主要内容均为收紧限购政策。此后三年，限购、限价、限贷等政策加码，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史上最严”调控周期。然而，西安房价正是从2016年开始爆发的。从2016年一路涨到2021年，创下了新房价格连续上涨70个月的神话。最大同比涨幅是2019年5月的24.4%。一年涨了四分之一，搁在“四大一线”都是罕见的纪录。连续上涨70个月，西安的平均房价从不足7000元，涨到了15000元，赶上了成都。但是，西安和成都的主要经济指标差距很明显。2021年，成都迈入“两万亿GDP俱乐部”是西安的两倍；成都人均GDP

百度副总裁璩静最近火了，看了她的倾情表演后，一声叹息：站在冰山上的不一定是凤凰，也有可能是小猪佩奇。远看苑琼丹，近看是真霸总最初在朋友圈看到璩总的短视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45度的拍摄角度、抖音式的机关枪语速、刻意但不美丽的妆容，还有内娱味十足的霸总风，这不是妥妥的搞笑视频吗？我都怀疑是模仿苑琼丹的表演——有点对不起苑老师，但是真的有点那个意思，再点个夸张的美人痣就是神似。后来听说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厂高管，还是“公关一号位”，我惊呆了。璩总的履历，十分光鲜。外交学院毕业，曾任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副总裁、中国媒体事务部部长，现任百度副总裁。非常精英的高管，非常专业的媒体公关，翻车翻得那么低级。“我是请你来干活的，不是请你来度假的”，“如果做不了，请你离开”，“我不是你婆婆，非得伺候你”，“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观点是非可以讨论。但是，别人可以说，“公关一号位”不可以。公关的职责是搞好公共关系，而不是搞砸公共关系的。打造个人IP，靠争议性观点吸引流量尚可理解。毕竟“黑红”也是红，先红了再说，也算是网红捷径。但是，企业的公共形象可没有“黑红”路线。公共形象崩塌，市场口碑受损，股价大跌，真金白银的损失，可不是流量能补回来的。别说副总级的高管，就是普通员工，都不带这么玩儿的。所以，有些大型企业都会对高管的公开言论设限，就是怕大佬们管不住嘴一时爽。尤其是科技企业，脑回路清奇的技术咖云集，奇谈怪论吓着公众的公关事故可不少。话说回来，如果璩总真是百度的技术高管，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没那么大。可是，璩总不是技术咖，而是堂堂的“公关一号位”。公关的基本技能就是分析社会情绪、掌握舆情风向，木知木觉地乱立“霸总人设”，就很说不过去了。黄晓明演霸总，那是娱乐大众的，大家看个乐子，不当真。真高管热血沸腾地秀冷血，不是娱乐大众，而是挑衅大众。有这么搞公关的吗？一通操作猛如虎，现东家百度、前东家华为都被带沟里去了。百度市值蒸发60亿，璩总的霸总表演堪称最贵的短视频。60亿港元，够拍多少网大了，想想都心疼。作为公关，璩总是真不行。作为高管，璩总也很不够意思。“只管结果”配当高管？有批评璩总是“资本家嘴脸”的，并不准确。因为璩总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高管。资本是别人家的，她也只是个打工人。“我们是雇佣关系”，出自璩总之口，是僭越了。因为她不是雇主。璩总问“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是错位了。没摆正自己的职场位置。李彦宏是不用考虑员工家庭，也考虑不过来，所以要请高管考虑。高管带团队，很多事都要考虑。团队是什么？就是一堆KPI数据、一张张PPT吗？制定合理的KPI考核目标，激励团队完成目标，都得考虑人的因素。家庭因素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你的确不是人家的婆婆。但是，手下要离婚心烦意乱，就得考虑是不是会影响工作效率。员工找你抱怨几句，你不能好好疏导也就罢了，还要“秒批离职”的霸气侧漏。这不是效率，而是蛮干。大权在握的爽感是到位了，代价是团队的人心散了。大企业的高管没有不考虑人的因素的，人性、人情、人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千万年薪不是白拿的，察言观色、洞察人心的基本功是必备的。璩总说她“只管结果”，十分可笑。你只管结果，那过程谁来管呢？帅总亲自管？员工自己管？那要你何用？璩总生动的表演，说明她的娱乐生活需要改善。企业高管得有点职业修养的追求，不能老在内娱粗制滥造的霸总剧里找感觉，多少得看点正经的吧。《天下无贼》里葛优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可以细品。尤其是公关部门，主观能动性很重要。不是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比的。不近人情、“秒批离职”不是真霸总，而是小工头。职场有压力才有动力，但是压力不等于压抑。越是高级的团队，就越不能搞得气氛压抑。很难想象“秒批离职”的压抑气氛下，璩总带领的团队能干成啥。百度这些年的公关工作，至少在大众舆论的层面，无法谬赞。总之，看璩总的短视频，挺替她捏把汗的。无论是公关业务的基本能力，还是作为高管的基本修养，都“德不配位”。如果她是为了追求流量的降智表演，那还好点。如果真是本色演出，就很堪忧了。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璩总到底是怎样的高管，但是她表演的高管确实有现实的原型。中国企业中确实有不少这样“德不配位”的高管，已经成了职场生态、企业发展的祸害。“霸总”人设是心里没底的掩饰信奉高压式的霸总管理，搞不清自身定位的高管，在职场中并不罕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企业的职场文化的底子大量承袭官场文化。起点就不正。而且，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时代的风口加持下“泥沙俱上”，很多人飘了。其实一些高管能站上高位，并不是有多少真功夫，而是靠时代红利和平台红利的双重加持。镀金时代的光鲜，经不起逆风局的考验。经济下行，企业日子不好过，“德不配位”的就会打回原型。比如璩总扮演的霸总，并不是真有霸道的底气。机关枪式的语速、决然的口气，都是心里没底的掩饰罢了。“只管结果”、“与我无关”，其实是回避管理职责。还夹杂着角色定位迷失的茫然。左手高薪、右手期权，背上还有个黄金伞保，竟是“只管结果”的甩手掌柜？KPI之外事事无关，那和打卡机有什么区别？这种职场定位，凸显的是无能。不是不想管，而是不会管。不是真无关，而是无力承担。大号的办事员，被时代的风吹上了高管的岗位，心里没底了。这种话好好说是说不出口的，只能“我就这样了”耍横。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己的虚弱，所以他们比所有人更张牙舞爪。不拿员工当人看，是道德问题，更是能力问题。那些被风口吹到高管位置上的大号办事员，情商和智商的CPU就那么点可怜的算力，对上“察言观色”就是极限。对下只能摆出一张“生人勿进”内有恶犬的臭脸。角色定位不清、业务能力低下，动作就变形。这几年动不动就“全员营销”、“全员IP”，即是此类。不管行业适不适合、员工的能力是不是适配，都搞这套。其实高管甩锅。说什么“全能型员工”，你给手下打样了吗？给员工充分学习的空间了吗？自己还没弄明白，就赶鸭子上架“全员”，无非是甩锅。业绩不行不是我不行，而是大家都不行……要是环卫局也学这套“全民会战”，局长带头掏粪坑，只会搞得满地是屎。大概率局长本人掏是那个是最“香”的。中国职场的生态，历来都是越无能越折腾手下，越没自信的越是装牛叉。这在鸡犬升天的高速上升期看不出啥毛病，到了过紧日子的内卷时代就原形毕露了。阳光毒辣，照出原型。冰山上的不一定是凤凰，也可能是小猪佩奇。中国职场的“霸总病”是该治了。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高铁要涨价了，高铁不香了。5月2日，铁路12306官网发布公告，武广高铁、沪杭客专、沪昆客专、杭甬客专4条高铁，票价将迎来上涨。一二等座涨幅20%左右，商务座最高涨幅接近40%。网友吐槽曰“曾在文综试卷上高歌的中国速度抛下了我”。显然，当年的自豪感并不能抚平当下的经济痛感。国铁集团表示，我这不是涨价，是市场化弹性定价。“三桶油”珠玉在前，国有垄断企业的“市场化”、“弹性定价”，都懂的。大规模投资时说好的“公益性服务不算经济账”是不能作数的，最后还是要算账的。这账肯定算不平。2023年，国铁集团总营收1.25万亿元，税后利润33亿元，刷出了经营业绩的历史最高纪录。可是，这个最高纪录的净利润率不到千分之三。而国铁集团的债务总额超过6万亿，相当于两个恒大。投资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都没法算。即将到来的偿债高峰和维护高峰都是万亿级的支出，33亿的税后利润再加个0都不够填牙缝。而且，高铁的固资几乎不具备市场流动性，就是卖都卖不出去的那种，没有腾挪的空间。所以，涨价是必然的。聪明的网友立刻想到了寻求替代，有说坐绿皮车的，有说坐飞机的。可是，这多半也行不通。都是铁老大的买卖，绿皮开多少、涨不涨，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至于飞机，航空业一直都是赔钱大户，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比高铁还惨，打折促销的亏本买卖又能做多久呢？公路就更别惦记了，国道恢复收费酝酿已久。高速和高铁是上一轮大基建的孪生子，高负债、偿债高峰、维修高峰的三件套一件不少，能不涨吗？大基建带飞的经济周期走到算账的下行区，哪条“战线”都很热火朝天。民生直接相关的，燃气开了“第一枪”，理论上没涨，但是“误收费”了。电力也难说，毕竟高歌猛进的新能源替代也是用钱砸出来的……眼瞅着一轮普涨在路上，经济学家们心心念念的通胀终于要来了。涨价好啊，涨价了CPI就上去了，他们继续欢呼……吗？通胀是重要的经济指标，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是物价指数CPI。人均经济学家的时代，“温和通胀是经济健康的表现”都是张口就来。于是乎，去年“复苏乏力”，CPI指标不好看，各路专家都念叨起推高通胀。CPI取代了GDP，俨然成了经济表现的头牌。以至于CPI指数稍微跳一跳，各路专家就能开香槟庆祝“复苏来了”。这举国热切盼望涨价、呼吁涨价，堪称经济史上的奇景了。其实，中国推高通胀很容易，不就是涨价吗？上游的基础产业几乎全部由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牵一发动全身，动个小指头CPI就能嗖嗖窜。可是，这种表面数据的优化，并不是真实经济增长的活力体现，而是大规模资源错配后的病征表现。还是以高铁为例：高铁涨价不是高铁的真实市场需求大增，而是投资回报率过低不得不涨。全国仅有京沪、沪宁、宁杭、广深港、沪杭和京津等6条高铁实现盈利。其中只有京沪线是中长线路。中国高铁4万公里总里程，具备盈利能力的不到3000公里。即便是高铁第一现金“奶牛”的京沪线，投资回报率也不过尔尔。京沪线的总投资2209亿，2023年净利润115亿元，20年收回投资。投资净回报率5%也只是理论上的，因为2023年的净利率是历史最高记录。的确，高铁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在财报数据上，给很多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但是，高铁的实际经营成本也没有反映在财报中。高铁建设的大量投入来自地方财政补贴，高铁配套设施如站点建设和营运成本也来自地方财政。也就是说，高铁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效应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长期增长效应，反而成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常识感就不难发现高铁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高铁只拉人不拉货，所以高铁只有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中远途运输上有优势，才能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很多人口密度低、人口净流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通高铁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地方财政的投资收不回，连维护基础设施的钱都拿不出。所以很多地方的高铁站点根本无法坚持营运，一两年后就关停了，甚至修完后就没有启用。不管怎么强调虚头巴脑的“社会效益”、“长期贡献”，大规模的无效投资、负投资都是资源错配。错配就要付出错配的代价，经济核算的账一定是要还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现金流巨坑可以靠金融系统输血遮掩一时，却不能遮掩一世。地方债到了极限，地方财政自顾不暇。靠地方财政补的“暗亏”显化，国铁集团千分之三的税后利润率远远不够填坑，只能涨价。如果只有高铁一家是这样的，那么问题还不大。但是，前些年狂飙突进的大基建普遍如此，上游的涨价合力最终一定会推高CPI。这种“通胀”压力是经济增长动力，还是拉低真实经济增长的成本压力？但凡有生活常识的都不难做出判断。“温和通胀是经济健康的表现”，前提是要“通”，而不是只有“胀”。经济运行是个循环系统，只有运行通畅，才谈得上压力转化为动力。好比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跑步机上跑几圈，血压提高、心跳加速都是身体机能健康的表现。如果是一个中风、血栓的病人，血压上升、心跳加速可不是病好了，而是病情加重了。一个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就是堵住经济循环的血栓。这种情况下，人为推高CPI是很危险的。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收入不涨物价涨。高铁涨个百八十块，到景区消费就得省个百八十块，甚至原来的出游计划取消了。反正兜里就这仨瓜俩枣，各种基础公共服务的成本增加了，只能省别的。最后，CPI上去了，民间消费和投资下来了。谈何拉动消费、促进民间投资呢？民间投资萎缩，经济动力不足，又得扩大财政投资规模。可是，财政投资又投出一堆赚吆喝不赚钱的负资产，就堵得更厉害了。这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循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通胀还是通缩，而是通不通。经济堵点在哪里，民间投资的预期下降、消费信心不足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才是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经济循环的堵点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总是在纸面上的经济指标兜兜转转，用足脑力和嘴力搞“赢学”。今天是GDP、明天是CPI、后天是汇率，一直赢一直爽。可是，经济体感的现实痛苦一直不爽。经济学家应该反思，这些年都在瞎忙啥？现代经济学理论千条万条，前提都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离开这个前提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真空环境下搞永动机的纸上谈兵，结果就成了“涨价促经济”的笑话。这样的笑话已经泛滥成灾了，什么“国债不是债”、“放水救经济”，都会被现实打脸。国债不是债？那发行个几万亿国债给国铁填坑不就得了？放水救经济，那就更干脆了，直接印个几万亿往高铁上继续堆。真敢这么做，腾飞的不是经济，而是无锚货币和物价。谬论可以靠诡辩续命一时，但是终将被现实打脸。硬核涨价在路上，经济会因此改善吗？拭目以待。经济发展没有绕道走的捷径，绕道的都是弯路。尊重经济规律，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主导作用，给市场主体充分松绑，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解。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近日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汽车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1万亿人民币，占全国GDP的比重接近10%，首次超过房地产。汽车销售总额为4.86万亿，占社零消总额的10.3%，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很多评论者由此得出结论，“汽车代替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支柱”。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是对经济统计数据的解读有误。汽车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远没有达到“代替”房地产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代替”。卖地不算“卖”房地产业在宏观经济的实际作用被低估了，因为部分重要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漏算”了房地产的经济影响力。通俗说就是：卖地不算“卖”，买房不算“买”。卖地不算“卖”，指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财政收入，不计入GDP。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汽车企业向汽配厂采购零配件，汽配厂销售收入是纳入GDP统计。房企向地方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不纳入GDP统计。2023年房地产业创造了5.8万亿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房地产总产值的53%。也就是说，这一财政贡献并没有反映在GDP统计中，相当于比汽车产业多了一大块“隐藏贡献”。土地交易没有生产过程，也就没有产值，的确不应该计入GDP的统计口径。但是，没有产值贡献并不等于没有经济贡献。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非汽车产业的税收贡献能够达到与土地出让金的水平，否则就难言替代。目前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产值贡献和房地产相当，但财政贡献天差地别。2023年“买地王”中海地产的土地购置金1000亿元，2023年车企第一纳税大户吉利全年缴纳税收473亿元。而汽车产业龙头比亚迪，全年纳税仅185亿元。比亚迪的财政贡献还远不如流年不利的万科。汽车产业的总产值要扩大好几倍，才有可能替代房地产下行留下的财政窟窿。这不现实。买房不算“买”卖地不算“卖”，本质上是产值统计无法反映不同产业的财政贡献差异。买房不算“买”，则是现有的统计口径，未能充分反映房地产的经济增长动力作用。按照流行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理论，主要经济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几年社会各界最为重视的是消费提供经济拉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消总额）备受关注。其中有个令人很多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房地产销量连年下滑，并没有影响社零消总额。难道房地产消费不算消费吗？统计口径上的确如此，房地产销售总额不纳入社零消总额的统计。2023年，汽车销售总额为4.86万亿，占社零消总额的10.3%，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房地产销售总额为11.66万亿，是汽车的2.4倍，在消费的经济统计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房地产销量大幅下滑，确实没有影响消费数据。既然“消费”这架马车没带上房地产，是不是算到了投资的账上呢？毕竟买房是有投资属性的，主要经济指标中不是还有民间投资的统计项目吗？机构购房的确算民间投资，但是机构购房只占房地产销售总额的八成。这就有点尴尬了。按照现有的主要经济数据指标和“三驾马车”理论，2023年个人购房花8~9万亿买房，既不算消费，也不算投资，那算啥呢？主要经济指标中没有体现出来。老百姓别说掏空六个钱包，就是掏空六十个钱包买房，竟然没有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房地产行业低迷的经济痛感，并没有在主要经济数据指标中完整体现。房地产下滑留下的经济窟窿，也不是汽车产业的增长能填平的。汽车产业的增长预期被高估房地产行业短期内很难走出低谷，不是老百姓真的不想买房了，而是买不起房了。国家统计局说“近2亿农民工没买房，房地产潜力巨大”，话是没错。农民工兄弟们也想买房，但是，没有收入增长的支撑，需求潜力是不会转化为购买动力的。汽车没有房子贵，相同收入水平下，购车的收入门槛更低，所以汽车市场的表现会比房地产市场更好。但是，这个“更好”的内需空间不是无限的。国内汽车市场增长的天花板同样受制于收入增长水平。中国目前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经常用来论证国内汽车市场巨大潜力。但是，中美两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更大。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美国6.03万美元。两个市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十几倍，大额消费的能力有可比性吗？国内汽车消费增长的实际表现，并不乐观。2015年后，国内汽车销量趋缓，大部分年份的销售同比增长不超过5%，个别年份还出现了下滑。走走停停的表现，和汽车消费趋于饱和的发达国家市场相差无几。去年我国汽车的产销量同比增长重回两位数，表现亮眼。但是，其中有特殊时期造成的需求延迟效应，并非常态。这种效应同样也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去年全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3%，经济很低迷的欧盟更是达到了13.9%，都创下了近十年的新高。这种高增长表现并非市场基本面的长期作用。经济复苏不充分，房地产市场不能指望“买了一套买两套”，汽车消费也不能指望“买了一辆买两辆”。难不成也指望2亿农民工的汽车消费潜力？内需不可高估，出口市场的增长也不能盲目乐观。汽车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争端大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2023年全球十大汽车消费市场国中，除中国外，仅第三位的印度、第十位的巴西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汽车工业比较薄弱。其余均为发达工业国家，国内都有成熟的汽车产业体系。这些市场的出口门槛高、地缘政治风险大。而且，传统燃油车的国际市场，国产汽车品牌的竞争力不强。去年全球汽车的销冠是丰田，全年在海外市场卖出了1000万辆燃油车，是中国汽车总出口量的两倍。因此，新能源车出口被寄予了厚望。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同比增长77%，相当惊人。但是，一共也就120万辆，仅占全年汽车出口数量的23%。这种高增长数据，主要是基数效应作用，并不能作为长期趋势判断的依据。而且，新能源车的出口市场局限性比燃油车更甚。新能源车需要成熟的基建配套和代价不菲的政策扶持，仅占全球汽车消费2%、基建落后、政府拿不出补贴的非洲市场，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即便是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印度，也不是新能源车的市场乐土——电力供应还没解决，还能指望大规模的充电桩建设？发达国家的基建条件成熟，但是燃油车大规模替代的政策风向已经变，而且也不欢迎进口产品靠补贴打价格战。我国新能源车出口的道路上，阻力重重。总而言之，中国汽车产业的内需外需都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而且，中国汽车产业规模增长和经济效益增长不成比例。规模上去了，利润却下来了。近年来，汽车行业利润率逐年下降。2015年～2023年，汽车行业利润率分别为8.7%、8.3%、7.8%、7.3%、6.3%、6.2%、6.1%、5.7%和5%。五年利润率下滑了43%，汽车产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高附加值。2023年汽车产业规模增长数据亮眼，也难掩隐忧。业内人士对此是有清醒的认知的。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年初表示：2023年主要靠发“洋财”和高端豪华带来利润。大部分企业的盈利下滑剧烈，部分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当前燃油车市场盈利，但萎缩较快；新能源车高增长，但亏损较大，矛盾压力较大。总之，汽车产业发展是好事，11万亿的总产值的确称得上是支柱产业。但是，汽车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远远谈不上“替代房地产”。而且，汽车产业本身的健康度、市场增长空间，都存隐忧，不可盲目乐观。结语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无法回避。发展新的支柱产业，更是毋庸置疑。但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各有各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各有各的市场，彼此之间起不到替代作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好，房地产闹过次贷危机，但是房地产在GDP中还是保持了12%的高水平。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依然在GDP中占比10%以上。即便是问题产业，也无法替代，也不必替代。出了问题，那就要想办法解决，伤口不会因为想象中的“替代”而消失。为了所谓“代替”，对在其他产业部门拔苗助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经济风险，甚至人为制造出下一个问题产业。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重庆燃气收费风波持续泛起涟漪。有人“扒出猛料”——重庆燃气的大股东是知名央企华润，而华润的燃气业务分支企业注册地竟然是在百慕大群岛——全球三大避税天堂之一。一时间，华润成了披着央企外衣的资本大鳄，集万恶于一身，矗立在公众利益的对立面。重庆燃气费暴增的原因至今扑朔迷离，如何保障改善民生更是最高层关心的重点，但华润是否为事件背后推手，以及华润燃气业务分支企业注册在百慕大，这一点是否与上述风波有关，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华为子公司里，不少在境外注册和经营无独有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像华为这样公认的爱国企业，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企业，不仅如此，中石油、中移动以及小米、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都有离岸注册记录。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像谷歌、星巴克等等知名企业同样在开曼群岛注册。企业离岸注册地与国籍无关事实的真相是，企业的离岸注册地并不影响企业的真实“国籍”，也不会改变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股份结构。否则，那么多大型跨国企业都跑去注册，这些巴掌大的群岛早就GDP爆表了。相应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第三方的统计部门，也都不会把华润、华为、谷歌的产值、资产算到这些离岸群岛头上。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企业千里迢迢到这些群岛地区去注册，避税的确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里需要做一段简要的历史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走向了高税收-高福利，税收政策与经济基本面脱节，税负过高严重影响企业经营。开曼、英属维尔京、百慕大等岛屿地区发现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制定税收政策的“主权红利”。1972年，开曼群岛颁布新法令，规定非居民税收豁免，只收非直接税，意味着只要不是开曼群岛居民，在这里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离岸热门地区的人口少、政府规模小，财政需求很有限。但是，没有什么本土产业，本土税源也很有限。所以，他们很乐意用低税收政策吸引外国企业在本地注册。企业出于经济理性能省则省，当然也乐意选择这些地区作为注册地点。你情我愿、双向奔赴，这些地区就成了企业的“避税天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离岸企业制度。除了避税，离岸还能减少过度监管带来的麻烦。和税收制度的决策一样，各国政府的监管政策也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经济民粹主义热衷的议题设置都会通过舆论压力、选情压力传导到政府决策层面。比如“中美竞争”中，美国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设置各种监管障碍，甚至以长臂管辖的方式越界监管。那些岛屿地区的政治超然地位就成了企业规避这种干扰风险的避风港。随着企业纷至沓来，这些离岸热门地区的营商环境配套优势凸显。这些地区普遍政简刑轻、政策稳定，对企业经营很少干预束缚。加之很多金融企业的进驻，带来了丰富的金融资源，对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总而言之，离岸体系至今已经发展了几十年，除了避税，还提供了诸多经营便利。不同企业选择离岸注册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政府对企业离岸注册实施综合考量当然，离岸注册制也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很多便利，弊端在于税收损失、监管空白的灰色地带。离岸注册制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了几十年，其中的利弊各国政府心知肚明，相关政策的制定都经过了长期的平衡博弈，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总结起来就是允许存在、适度规范。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乐意看到税源流失。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家为了保税源对离岸注册一棍子打死的。因为离岸避税的税收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税率和税基的平衡考量。禁止离岸相当于变相提高了税率，本国企业承受更高的税务成本，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全球竞争力。但是，这样做不见得真的可以实现财政增收。全球化时代，资本是全球流动的，实际税率的提升导致资本外流、投资吸引力下降，会导致税基减少。即便不考虑全球资本的流动性，也要考虑高税率对投资信心、产业长期发展的预期伤害。所以，客观上，各国“忍痛”保留了离岸注册的操作空间。近年来因为各种非市场因素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吃紧，“全球税收公平”的议题很热，欧美联手施压离岸注册热点地区的动作频繁。但也没有关上离岸企业的大门。本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和政府财政之间的得失平衡，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监管层政策的相关决策也类似。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强化监管，以消除离岸注册留下的监管空白。谁也不希望这些“避税天堂”成了灰色利益、灰色产业的“洗钱天堂”。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纷纷扰扰需要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贸易-金融摩擦留出缓冲空间，那些地缘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岛屿地区适合这样的角色。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主力军，同样要面对企业离岸注册制涉及的复杂因素，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制性质等特殊国情。整体而言，一看到企业离岸注册就想到“避税”，是认识误区。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很乐意为大型企业提供种种优惠政策，给钱给地给金融资源的“倒贴招商”比比皆是。“避税”并不是这些大型企业离岸注册的主要动力，营商环境、融资便利、全球业务的管制壁垒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行政垄断企业离岸注册，须确保透明度最后，回到网民对华润燃气分支企业注册在百慕大的质疑，笔者认为并未全无道理。这并不是就此赞同网民对“境外资本”的妖魔化描绘，而是回到央企本身的特殊性，即享有事实上的行政垄断性，以及主要业务都在国内，基于此，华润使用离岸注册制作为经营工具时应该更为慎重。尤其，像燃气等基础性公共服务行业，公众对相关企业的股权结构、经营状况有更高的透明度期望是合情合理的。这些与民生紧密相关、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行业可以合法合规地引入外资、民营资本，但是不管在哪里注册，都不应屏蔽公众的知情权。

英伟达（NVIDIA）这个生涩的单词源于拉丁语Invidia，意为“嫉妒”。用这个“坏词”命名自家公司，的确体现了这家初创企业的反叛精神。英伟达（NVIDIA）又一次上了媒体头条。上周五（4月19日），英伟达股价暴跌10%，这是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一天之内市值蒸发2100亿美元，相当于跌没了2.6个OpenAI。作为“一年十倍股”，英伟达无疑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宠儿，OpenAI负责赚台前的利润，它负责赚幕后的利润。各大AI公司不论开发大模型成功与否，不论技术开源与否，甚至不论最终死活，只要踏足这个行业，就要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守在金矿入口处卖铲子的人：不管能不能挖到金矿，铲子总得买一把吧？2016年英伟达捐赠给OpenAI一台全球首款一体化深度学习超级计算机DGX-1，成为了OpenAI初期的重要转折点；今天，英伟达的GPU产品占据了人工智能算力市场90%以上的份额，其GPU产品的利润率高达1000%，可能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合法生意。英伟达的崛起，是一场“计划外”的技术革命。今天统治着人工智能产业的GPU，前身不过是小小的显卡，一个主要为电子游戏产业服务的小玩意儿。01创立英伟达，源于对妻子的承诺提到英伟达，就不能不提黄仁勋。外号“老黄”的黄仁勋是硅谷任职最长的CEO，执掌英伟达30年足以当得起这个“老”字。除了硅谷资深的骨灰级玩家身份外，老黄穿皮衣、秀纹身、口无遮拦的“非主流”人设，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和所有的人设一样，真真假假，多少有些刻意营销之嫌。比如老黄童年的“少管所”经历。黄仁勋1963年生于中国台湾的台南市，早年随父母赴泰国生活。9岁时他和哥哥一起，被送到美国的舅舅身边接受“美式教育”，却落入了问题少年扎堆的乡村寄宿学校，老黄说这所学校更像是“少管所”。这段“非主流生活”，老黄自己津津乐道，媒体更是积极传播。其实，黄仁勋在那个肯塔基乡下学校只待了两年，此后的人生和硅谷华人技术精英的成长路线别无二致：在正规学校当学霸，以天才之姿进常春藤名校，毕业后进入硅谷高科技企业，一路顺风顺水，毫无波澜。1984年，走出校门的黄仁勋进入了芯片企业AMD公司，成为一名芯片设计工程师。当时的AMD专攻CPU芯片，是英特尔的竞争对手之一。二十年后，黄仁勋还会和这个“老东家”演绎分分合合的恩怨情仇。1985年，黄仁勋跳槽偏向于图形处理的芯片商巨积（LSI

重庆天然气收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4月13日，重庆市经信委表态，“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收费确实有误的，将督促企业及时将多收气费退还”。及时回应，处理干脆利落，值得点赞。但是，退费应该是初步的处理结果，而不是解决的最终结论。稀里糊涂收错了，不能稀里糊涂退回去了事。争议爆发之初，老百姓怀疑新换的燃气表跑太快了。燃气公司自检后说表没坏，“第三方”检验也说表没坏。表没坏，但钱“误收”的，那到底误收了多少，是该给个正式说法的。因为误收的金额大小、时间长短，都涉及到事件的定性。如果只是误收了一点点，时间也不长，那可能是技术误差、无心之过造成的。如果误收数量误收的数额很大、时间很长，那就要认真调查、分析原因了。如果误收的数额很大，不禁让人怀疑重庆燃气集团怎么会没有发现？小商小贩错进错出可以不当回事，但重庆燃气集团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内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外有国资系统、证监系统等多部门监督，对明显的营收异常浑然不觉是说不过的。重庆燃气集团第一季度财报还未发布，但第四季度的财报是公开的。惊艳程度不说是异常，也算得上超常了。重庆燃气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30.81亿元，净利润约为2.19亿元，与2022年度第四季度的净利润2369万元相比，增长约824%。第四季度的营收占到了全年营业收入的30.07%，净利润更是占到了全年净利润的44.42%。这个业绩亮眼的第四季度财报，是不是因为气候因素的“老天爷赏饭”？冬天的燃气消费量的确会大增。然而，去年重庆入冬非常晚，直到12月中旬还在秋天徘徊。有重庆天气微信公众号当时发布的消息为证：“60年以来，重庆多地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而且暖冬的概率也在增加。今年截至12月10日，重庆仅有城口、黔江、巫山、酉阳4个区县步入气候意义上的冬季；本周末强冷空气来袭，将会加速重庆入冬进程”。重庆燃气集团能在这样一个冬天姗姗来迟、气象入冬不到二十天的第四季度赚得盆满钵满，应该向全国同行推广宝贵经验了——当然，前提得是正确地收费了。坐等重庆燃气集团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从事件的进程来看，燃气表的确没有坏。但是，因为换了新表，多人更留意了燃气收费问题，察觉到了收费有问题。发现问题后，老百姓没那么多弯弯绕，朴素善良的第一感觉是“表坏了”。于是乎，燃气集团就顺着这个调子，在燃气表坏没坏兜圈子。本来这个圈子可以兜上很久，但重庆市政府介入了，事情有了转机。如今官方结论是“误收费”，可以定论表没坏，那到底是什么坏了？到底是无心之过的“误收费”，还是精心操作的“乱收费”，是要给个说法。去年第四季度的超常业绩表现，也要给个说法的。如果是乱收费冲业绩，性质比做假账还严重。毕竟做假账并没有真金白银拿走客户的钱。反正种种疑点，都需要给个说法，还得是个合理的说法。隔壁成都的燃气企业同行也遇到了收费争议，就大大方方给了说法，收费理由匪夷所思——倒追十年的“滞后气量”。这个倒查十年的燃气费用争议事件，从2022年拖到现在。成都的范女士不在本地常住，每年冬天从新疆回成都过冬。2022年冬天，家里燃气费竟高达1.5万之多，几乎是往年同期的三四倍。卡里充的钱扣完后，范女士稀里糊涂就成了欠费户。范女士不服，反馈该问题一年之后，燃气公司同意尚欠的1.2万按8000元收取。范女士还是不服。燃气公司把气给断了，她只能服了。服是服了，但是意难平。找了新闻机构曝光，新闻机构介入调查后，燃气公司给了个说法，说是“气费异常问题4958立方为2011年入住至2023年2月滞后气量”。谁看了都得服——收燃气费还有倒查十年的？肯给一个明确说法，总比敢收钱不敢说怎么收的要强上几分。但是，这个倒查十年的说法未免太荒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院只认三年的账，燃气公司一口气就是倒追十年，何其豪横！“滞后”十年后才发觉，燃气公司该向失职的责任人追责，而不是于法无据地找客户麻烦。面对这种烂账，客户根本无法应对——查煤气表坏没坏，好歹还能找个第三方。这十年烂账连第三方查证都找不到。燃气公司张嘴就来，想收就收，不服就断气，这还有王法吗？如果不是新闻媒体介入，范女士只能认下这“十年旧账”。如果不是重庆市政府的降维打击，重庆燃气集团的“误收费”还得继续收。这不应该反思吗？燃气供应这样基础公共服务，带有强烈的行政垄断色彩。这次深陷“误收费”风波的重庆燃气集团，大股东是老牌央企华润的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其次是正处于破产处置中的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再次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种央企加地方投资平台的股份结构，是国内城市大型燃气供应企业中颇有代表性。华润燃气本身就在国内很多城市经营燃气供应业务。成都范女士家的燃气供应商龙泉驿华油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规模虽小，只能算是“片区燃气供应商”，但是大股东四川华油集团的背后是中石油，二股东成都经开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是区级城投企业。可见不管是大是小，城市燃气供应企业在众多国企中，都可称得上背景不凡。而且，这个行当从技术到日常管理，都处于高度封闭的状态。这就造成了供需之间的权利失衡。除非事情“闹大”了，否则很难撼动燃气公司强势地位。然而，这种垄断优势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公信力风险。“公家”的买卖，直接绑定了政府的公信力。层级越高的国企，绑定的公信力层级也越高。更麻烦的是，由于垄断、封闭愈发缺乏透明度，一旦失信于民，就很难弥补。这次重庆燃气误收费风波迅速扩散，对燃气收费的质疑声在多个城市出现。其中应该有被误解、受误伤的燃气企业，但是这种涟漪效应是很难消除的。说句难听的，这回重庆燃气公司的“误收费”害了不少同行。比如，范女士的个案受到关注，也是“蹭了”重庆风波的热度。事已至此，只有彻底查明真相，纠正错误，才能把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损失降到最低。重庆市政府的及时介入、迅速给出“误收费”的初步结论，为平复这场风波开了个好头。相信下一步一定会彻查真相，而不是不明不白收钱、稀里糊涂退钱的不了了之。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近日，小学生“想要当行长”的视频火了。童言无忌，搞得网民很窝火、农发行很紧张，清明假期都不香了。视频中，一名小男孩一脸认真地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据媒体后续报道，小男孩的“家产”不算大，他家的银行只是安徽省某县级市的支行，比不上“感谢大伯”周公子家的城投平台，也比不上“烟三代”、“油三代”的家产丰厚。农发行世家，充其量算是“县城婆罗门”级别的小豪门。但是，网民还是很愤怒，因为小男孩口中的“继承家产”尤为扎心。有人翻箱倒找出历年出台的各种亲属回避制度的文件，连2001年出台的央企任职回避制度的“上古文件”都翻出来了。用心良苦，却是十足的书呆子气。你以为现实和高考一样，白纸黑字再套个红头，能给出正确答案？纸面上的正确，和现实中的真相，离题万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纯纯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再小的支行也不是谁家的“家产”，也不能世袭。理论上的确如此。然而，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现实是，这种公共资源的世袭制、家产化，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在基层，“县城婆罗门”的出现是必然的。所有权不是写在纸上是谁的就真是谁的，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控，是两回事。所有权的四大核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使用”、“收益”、“处分”远比名义上的“占有”更有实质性。以小男孩家的县级支行为例，实际行使“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部分就是他的爷爷、爸爸、妈妈。的确，县级支行上面还有地级、省级、国级，理论上都管着爷爷、爸爸们。但是，隔了那么多层，权利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基层组织，一串“上级”是管不过来的。更不用说悬在高空三万米的“全民”了。别说十四亿人的“全民”，就是几万股东的股份制企业，都无法避免产权虚置、内部人控制的现实，此题无解。落实到人事管理的微观层面，就更容易理解了。小男孩家的县级市，户籍人口50万出头。刨去老的、小的、外出打工的，剩下能用得上的人手能有多少？招人时再抬高下门槛，学历卡一卡、年龄卡一卡。可用的就更少了。理由也是现成的，提高队伍素质，学历要求高点没毛病吧？培养接班人，年龄门槛高点很合理吧？一来二去的，每年就那么百十号人，分到二三十套行政、事业班子、几十上百家国企。沾亲带故、父子相传不奇怪。这就是县域的“铁饭碗”生态，再怎么强调“亲属回避”，也无济于事。非要形式上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最多就是个形式。无非是烟草三代去电力公司上班，电力公司的三代去银行上班，银二代到烟草上班……有意义吗？就算连亲缘带地缘一起回避，也不过是附近几个县的“世家”集体搓麻将，还是个大一号的形式。因此，“县城婆罗门”化公为私的公共资源家产化，是很难避免的。这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新现象。由来已久，人尽皆知。只不过，早年经济发展迅速时，小镇青年有走出去的选择，所以矛盾不突出。小张逐梦大城市，小李留守县城岁月静好，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自然没有矛盾。如今大城市就业困难，小张只好“回乡创业”。其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资源配置更好的大城市都没有经济机遇了，“回乡创业”的成功概率能有多大呢？所以，“回乡创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重回县域铁饭碗里抢食的。可是，优质生态位都被小李们占了，小张们傻眼了、愤怒了。这些年对“世袭化”、“家产化”的舆论关注，本质上就是“还乡团”和“真土著”之间的利益冲突。经济增量消失了，存量博弈必然导致矛盾不可调和。只要铁饭碗主导分配，这种矛盾就是无解的。问题的根本不是农发行三代小朋友世袭了铁饭碗，而是哪来那么多铁饭碗？打开小男孩所在县级市的电子地图，输入“银行”搜索，足足96个结果。工、农、建、交、中，五大行整整齐齐。农商、城商两大系统，配置齐全，还有农发行这种只干对公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区区五十万户籍人口、400多亿GDP的县域，需要那么多“金融服务”？用得着配置那么多“金融资源”？这么多支行、营业部，几个是靠市场业务养活自己的？吃来吃去，吃的都是财政。只有吃得到财政，才称得上是“铁饭碗”。想吃铁饭碗的人多了，饭就不够分了。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一花等人研究，全国约有60%左右的县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增大。全国2844个县级行政机构中的六成，连发工资都困难。大部分县级财政的“铁饭碗”都是靠经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养活的。进城打工的小张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通过各种财政渠道转移到了县城婆罗门的铁饭碗里。这种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地主家的傻儿子太多了，农民养不起了。如今小张从城里回来了，抢铁饭碗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因为，大概率是抢不到。铁饭碗里没米了，才是主要的。那位农发行三代小朋友想要继承“家产”的愿景，有点玄。这几年银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即便是高深莫测的“政策性银行”，米袋子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大可不必对小男孩的童言无忌暴露出的“世袭化”、“家产化”火冒三丈。因为，“县城婆罗门”的铁饭碗也可能端不稳了。真要扯什么“公平正义”可能也勉强，求之不得可不算什么道德高地。还是得从根子上想想办法。谈到公共资源的私产化、世袭化问题时，照例是“外国也有”。“外国也有”确实是实情。比如邻国日本，很多地方的村长、镇长乃至至市长、国会议员都是世袭的，江户时代就扎下根的古老豪门，世袭一两百年的比比皆是。但是，“外国也有”从来不提的是，外国的铁饭碗没那么多，也没那么香。基层政府手上没那么多权，也就没多少利。人家从来没有划拉出那么多“公共资源”，供地方政府支配。尤其是提供经济动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家买卖做成百年老字号代代传承，是你家的本事。你家出了败家的傻儿子，就得关门倒闭……这次出镜的是小朋友，姑且不论。2022年承包全年笑点的“感谢大伯”周公子，智商情商一无所有，他家城投能挣钱吗？可是，亏不到他。总之，别和小朋友较劲了，童言无忌，不必深究。那句“继承家产”很扎心，却也是现实。谁也别装外国人，假装这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翻箱倒找出2001年国企任职回避的规定，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没用。换个角度看，二十多年发的文件、制定的规定都能装满好几柜子了，还是解决不了，正说明此路不通，需要换个思路。我们真有那么多需要政府管、政策管的“公共事务”吗？就像一个县级市，用得了那么多银行？少管一点，才能少占点公共资源，才能让经济效率更高一点，大家日子好过一点，世袭就世袭吧……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3月21日晚，备受瞩目的上海Apple

2月27日，东方甄选明星主播董宇辉突然清空个人微博，引发舆论关注。去年小董还在微博呼风唤雨，挟舆论之势，成功实现了打工人逼退CEO的壮举，怎么就突然“退圈”了呢？起因是一场有争议的直播。近日，董宇辉在直播时，购物车上架了内衣内裤，但他却一直不讲解这两款商品，只是说了一句“需要的朋友自己拍”，然后就略过了内衣内裤的讲解。直播间的网友们再三要求，小董再三拒绝，“这个我讲不了”、“我真不会讲，你们别为难人”、“我劝你们不要强人所难，强扭的瓜不甜，我克服不了，主动放弃”。场面已经挺尴尬的。又有网友说“不讲就不买”，小董回怼“不买算了，不买就说明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小董啊，你有点飘了。​“董宇辉三拒讲解内衣内裤”随即上了热搜。2月26日晚间，董宇辉在直播中回应称：“好多东西我是真的不懂，也没啥其他的原因。大家别误会，我就是害羞。男性内衣我也不讲，这和歧视有啥关系？”2月27日小董的微博就清空了，有接近东方甄选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个人行为。估计东方甄选高层也懵圈了，一场普普通通的直播没搞好也就罢了，怎么旗下“最靓的崽”还闹了情绪？​更有媒体报道，董宇辉在此前的直播中曾称“天然讨厌热搜，明天就去注销”。这就让人就看不懂了。和时任东方甄选CEO孙旭东死磕天天上热搜时，你小董也没说讨厌，更没注销啊？当初搞直播一夜成名，成为公司台柱子时，也是热搜常客，也没见你说讨厌、要注销啊？追风逐浪时唯恐风小，平步青云后竟嫌风大，这是拿网民当工具人、把舆论公器当夜壶吗？直播是个流量生意，成功的主播天然就是公众人物，接受舆论的评价和监督是再自然不过的。要是真受了委屈，避一避也就罢了。可是，这次的风口浪尖，小董可不冤。作为主播，拒绝讲解商品，引发争议、受到批评，确有可议之处，并不是网友无事生非、鸡蛋里挑骨头。站在顾客角度，主播拒绝讲解商品，而且是顾客明确提出后拒绝讲解，的确失礼。如果是不懂不能讲，是准备不足，有失专业精神。如果是因为害羞不敢讲，那就不该让这件商品出现在你的直播间里。网友说你句“不敬业”不过分。站在客户角度讲，问题就更大了。小董直播的“坑位费”可不低，客户花了大把的钱，就换来小董一句“需要的朋友自己拍”，敢情花钱上直播不是卖货的，而是给小姐姐打赏送火箭的？活脱脱做了冤大头。最倒霉的还是东方甄选，自家的高级合伙人拒绝讲解上架的商品，客户和顾客两头得罪，影响了市场风评，连累了股价。估计老俞珍贵的头发又得掉好几根。小董的行为，伤害性不算大，但是伤害面并不小，社会舆论场的负反馈是理所应当的。可是，面对批平，小董不能反躬自省，反而不知进退地赌气清空微博，真是太任性了。这说明，董宇辉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公众人物，因为他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头戴王冠，必受其重”，名人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流量红利和舆论风评的风险是一体两面，这是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机制。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关注度成长到一定程度，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质疑就成了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被无数双眼睛审视，所有行为的后果都会被放大，甚至免不了苛责和误解。如果小董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对正常的争议和质疑都无法坦然面对，面对公众的职业之路是走不远的。​小董可能没有意识到，普通人一气之下清空微博无伤大雅。人家不靠舆论之力加持上位，也不必承担公众审视的眼光。但是，公众人物一言不合拔腿就走，却有拒绝拒绝舆论监督之嫌。其实，对他拒绝讲内衣内裤的讨论，上纲上线到“歧视”的批评之声仅仅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批评意见还是不敬业、不尊重观众，也有不少网友批评之余也表示了理解。整体氛围还是平和的，主流的批评还是中肯的。如果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一言不合“玩失踪”，这可不是“有个性”，而是走向了“圈地自萌”、“关门自嗨”的危险路径。躲进“死忠粉”抱团的非公开平台“圈地赚钱割韭菜”，将是他短暂的职业生涯的“Bad

有些人想放水想疯了，不讲武德了。张五常到底说了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要推高通胀解决经济问题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远远多于支持。查了查出处，原来是2020年的文章被拿出来冷饭热炒。那篇文章里，张五常提了七点想法：（一）切忌通缩出现。（二）切忌外贸收缩。（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五）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性清理掉。（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七）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经济明显地恶化，不妨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和通胀相关的是第一条“避免通缩出现”。张五常提出，“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4%到5%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2%到5%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6%”。在疫情的特殊条件下，这条建议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张五常建议的6%上限仅比当时的实际通胀率高一个点，相当谨慎。比较下美联储的大动作，甚至可以说是很保守了，并没有建议央行主动推高通胀的意思。文中张五常还肯定了当时央行对物价的关注。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央行放水主动推高通胀，而是对通胀的“容忍度”放宽一点。还有一条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当时中国的外贸出口大热、出口强劲，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张五常讲的“顺势”，是“零关税”、自愿议价的汇率“不一定跟央行官方公布的汇率相同”。这和一门心思“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不是一回事。其余五条，真是“人间清醒”。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税制和社保的问题、政府投资要算清楚回报、政府花钱不及减税有效、切忌外贸收缩，哪条都切中要害，哪条都得到了印证。但是，这次被拎出来“炒冷饭”的偏偏是“推高通胀”，这种先阉割、后断章取义的做法，非常令人不齿。对八十八岁的经济学老前辈搞“突袭”说明有人想“放水”想疯了。“货币放水救市论”已经流行了大半年，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中国经济恢复，不需要放水，需要放手。政策定调，让“放水爱好者”失望了其实，对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脉是准确的。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些困难和挑战，放水能解决哪一条？哪条都不行。因为上游的“水”足够多，多到让人担心的程度。11月央行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91.2万亿元，同比增长10%。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M2总额已经逼近300万亿大关，将近GDP的2.45倍，还在保持同比10%的高速增长。还说“放水”不够，那真是昧良心了。上游“水库”高水位，下游还是出现了流动性不足，问题出在了“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正确结论，也是张五常2020年那篇文章的价值所在，他准确地预判到了堵点形成的机制。上下游之间的堵点，导致循环不畅，“放水”增加上游水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严重问题。就像是脑血栓患者，不给他疏通血栓，而是大量输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定调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很明显，没有出现“大水漫灌”的选项。可能让很多“放水爱好者”大失所望了。张五常的旧文被拎出来断章取义式地“怀旧”，不知道算是情绪宣泄，还是旁敲侧击地引导舆论？连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不顾了。宏观太远，微观太堵“放水爱好者”对货币政策的迷信，是脱离微观现实的宏观迷信。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就是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包子铺卖豆腐脑，罚款1.5万元；外贸制造企业出口疑似枪械零部件，判无期；程序员为了工作“翻墙”，没收100万元。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反映了大问题。界面新闻报道称，2015年到2021年期间，从国家、地方财政两层面来看，罚没收入都保持了高于税收收入的增速。特别是在2019年地方税收收入增速只有1.35%的情况下，罚没收入增速达到17.54%，高出16个百分点。财政吃紧，罚没紧吃。以至于有的地方政府违规提出将非税收入与征收单位支出挂钩，并将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纳入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这样的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各部门多管齐下，对市场主体雁过拔毛，甚至杀鸡取卵，国内大循环怎么可能畅通呢？市场信心从何而来？上面是宏观政策“放大招”，下面是各级衙门“拉小刀”，宏观政策再发力也没用。每个人、每个市场主体都是活在微观中的，宏观太遥远了。大小衙门“九龙治水”，企业疲于应付都应付不过来，还有什么心气扩大经营呢？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干扰，员工饭碗不稳、收入受影响，消费必然意愿下降。微观堵点就这样把经济拖入了减速区。回看张五常2020年的那七点建议，看到的不是“放水”，而是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先见之明。“放水”的灰色生意微观堵点不打通，放再多的水、印再多的钱，都无济于事的。很多银行在政策驱动下，积极放贷成为首要任务。过去很多民企追着银行业也借不到钱，现在是银行倒追企业也借不出去。因为企业不想借了。贷款干嘛呢？转手交罚款吗？就算没有眼下没有罚款之虞，处处红线、动辄获咎，也不敢贷。有形之手大建无形之墙的微观环境下，强行加大货币投放，只会适得其反。钱不会流到该去的经济部门，只会涌入无效基建之类的“项目学”。今天困扰中国经济的地方债问题、低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就是前几轮放水的后遗症吗？这种情况下，还指望“放水治百病”，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健忘，而是拉着肚子还惦记着吃大肠刺身的勇气。微观的市场环境健康，是宏观政策发挥导向作用的前提。宏观经济学理论也不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的玄学，都要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的前提下展开。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弗里德曼，只要堵着经济循环的紧箍咒不停，念哪路神仙的经都不灵。更不用说“放水治百病”的歪嘴念经了。“歪嘴和尚”有真糊涂的，也有装糊涂的。“货币放水”解决不了宏观经济的堵点困境，却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红利，比如金融企业。积极要求放水的主力，就是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大水漫灌、杠杆一加，佣金收入源源不断，是他们怀念的好日子。这不是无端“诛心”，而是前些年金融圈公开的秘密。没有那些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成反比的“专业人士”蒙眼评级、昧心包装、灰色营销，哪来那么多金融资产泡沫？监守自盗也得有原材料，灰色金融产业链的原材料就是钱，低成本的钱。放水放出来的钱就是成本最低、最没低线的钱。“天上掉下个印钞机”，可比掉个林妹妹香多了。单是放水放出来的天量地方债足够这些“专业人士”开张吃三年了。所以，不管M2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不顾国内大循环不畅、流通失速的现实，他们永远觉得“放水”还不够。只要我能发财，哪管洪水滔天。几个点的佣金收益，制造出大把坏账拖累经济，令人不齿，也令人痛心。张五常2020年的七点建议被断章取义式的热炒，多半就是出自这批“专业人士”之手。忽悠那么多年，透支了公信力，只好用这种下三滥的伎俩继续他们的卖拐事业。当真就输了。改善经济运行状况不需要放水，需要放手。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有形之手”要放，对市场主体雁过拔毛的手也要放，还有“首席经济学家”们的上下其手也要放。再不放手，搅合成了一潭死水，没毛可拔，也没有“过手钱”可赚，满盘皆输，没有赢家。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滴滴一夜不“滴”，全网围观加群嘲。事情确实离奇，有派单千里之外的，有司机“一夜暴富”的，还有几公里路收了两百多块钱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专业人士算账，说是一夜损失数千万营收，也有预估损失超4亿的。滴滴的营收损失、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损失，可以用数字衡量。用户出行不便的无形损失，却是无法计算的。好在第二天滴滴的系统就恢复了，伤害性不大。这个乌龙事件，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演习。稍微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互联网时代”，通讯、商业零售、出行、物流有多糟心。互联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崩的是电商，城市小白领们的生活不便可能还是其次，千千万万靠电商吃饭的商家风中凌乱；如果崩的是电子支付系统，提现的人流能把银行的门挤塌；如果崩的是社交媒体平台，那连吐槽的空间都没了。这些假设的后果，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们的生活不是停滞倒退，而是崩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基础保障，容不得闪失。天天“星辰大海”、“全球争霸”的宏大叙事爱好者不重视这些“民生细节”，或许只有风险危机摆在他们的眼前才能时才能给他们发热的脑子降降温。中国社会不是没有风险意识，不仅有而且很强烈，却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钻牛角尖。“风险”、“安全”是近几年的高频词，今天担心市场垄断风险，明天操心数据安全。2021年滴滴海外上市就曾上升到“数据安全”的层面。虽然到底也没人说得清“外国人掌握中国人出行数据”有多大危害，却足以让很多人义愤填膺。滴滴经历了低调上市、迅速退市的风波，一蹶不振。病病歪歪两年后，滴滴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安全风险——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部威胁，而是导致系统宕机的内部风险。中国互联网企业这几年的日子很不好过，上市的市值大幅缩水，没上市的四顾茫然。曾经红红火火的大厂，业务收缩、大幅裁员的坏消息频传，让人唏嘘。这不禁让人担心，如果不能及时止损、重拾增长信心，今天我们熟悉的互联网服务还能继续吗？互联网产业是典型的“三高”产业——高投入、高增长、高科技，高度依赖营商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盟一套立法组合拳，一打A4纸捶死了自家的互联网产业，是沉重的教训，并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时至今日，欧盟的数据安全焦虑越来越严重，管制越来越离谱，却是毫无意义的挣扎。你的市场里根本没有正经的本土企业，再怎么强调“数据安全”也是白扯。欧盟断网显然是不可能的，“严于律己”搞黄了自家的买卖，只好开启“严于律人”的摆烂模式。欧盟国家隔三差五给外国互联网企业开天价罚单，薅羊毛补贴财政之余，安抚一下经济民粹主义的情绪。但是，这样的行为艺术表演，造成了欧盟本土互联网产业的恶性循环——为了“安全焦虑”和罚单，管制标准越来越严，合规成本越来越高，政策风险难以承受，资本市场大门紧缩，欧盟本土企业的成长空间越来越逼仄，“安全焦虑”也越发无可救药。欧盟互联网产业就是这样与时代脱节，与其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完全不匹配，是妥妥的差生。诡异的是，中国这个互联网产业优等生，却抄起了欧盟差生的作业。中国社会这几年互联网产业的“安全焦虑”，有欧盟化的迹象。社会观念、重要立法都在抄欧盟的作业。防自家企业如防贼，互联网产业的营商环境恶化。独角兽大幅减少，大厂纷纷“降本增效”。优等生抄差生作业，也会变成差生。停滞和倒退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安全。宏大叙事爱好者心心念念的中美互联网产业竞争，也变得更不“安全”了。全球互联网上市企业前10名，中国还有三家留在榜上，其余全部是美国企业。三家的市值加在一起不到8000亿美元，不到谷歌的一半。两国的互联网科技水平更是大幅拉开差距，美国企业包揽了所有前沿领域的最新成就。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风险，但是阻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既要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生活便利，又要绝对安全的“既要……又要”，是荒唐的。捆住企业经营的手脚，还要企业经营良好，是荒谬的。这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真实处境。把正常可控的市场风险，放大到阻碍产业发展、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不正常，就要做好告别的准备。今天国人已经没有多少心气去关心中美互联网竞争，正如没心情关心房价，这或许是件好事。过热的头脑需要一剂清凉的猛药，不食人间烟火的灵魂出窍才能回归肉身。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1万美元挂零，承担不起多少试错成本，岁月静好的躺平摆烂更属奢望。欧盟现在是“打别人家孩子不心疼”，我们应该知道自家的产业发展起来有多不容易。要搞坏却是很简单的。但是，代价之大，超乎现象。滴滴宕机一夜，就是几千万损失。如果互联网产业整体有个闪失，损失会有多大？即使宏大叙事不关心“民生细节”，代价大到不可想象，也足够宏大了吧。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是改革开放“放”出来的，而不是欧盟那样管头管脚管出来的。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是在发展和竞争中消除的，而不是靠条条框框的过度干预解决的。滴滴宕机，还可以用别的网约车软件。哪怕明天滴滴倒了，竞争对手也会迅速填补市场的空位。只要市场机制还在，不用担心打不到网约车。但是，开放的市场消失了，那么我们熟悉一切的都将烟消云散。这才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昔日的网红词“基建狂魔”正在淡出国人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一声叹息。这两年地方财政吃紧，部分高铁站暂停使用。“过度基建”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再仔细一看，比暂停使用更奇幻的是，还有一些高铁站建成后压根没有启用过。比如最近“很红”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投资超4千万，站房面积近2千平，建好8年却不投用。这“壕无人性”的消息，还带火了儋州市。这座百万人口的小城市，竟然造了三个高铁站，众人惊呼看不懂。其实，儋州建三个高铁站还是保守的。人家三线城市桂林一口气造了九个：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恭城站、阳朔站、桂林西站、桂林北站和桂林站。一口气念出来，需要绕口令的功底。桂林是老牌旅游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高配一点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把高铁站当地铁站配置啊。这算是凑个“九星连珠”讨口彩吗？那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九星连珠”中的五通站，总投资5千多万，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有高铁动车停靠了。这个五通站是典型的先天不足，2014年12月底贵广高铁开通运营，五通站就掉队了，一直拖到2018年3月正式开站。开站初期只有7趟动车停靠，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然而，这已经是“出道即巅峰”了。后面更是越用人越少，时开时停，最后长期“暂停使用”，毫无悬念。海南和广西都的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基础差，养不起“闲站”。可是，“地主家也没余粮”，“全国首富”的江苏省也养不起。2020年4月，苏州昆山的花桥站和镇江句容的宝华山站，因客流稀少被关停。省会南京的江浦站和紫金山东站，更是建成10多年未启用。人流不及预期算是意外，可是有的高铁站选址规划，仿佛就是为了避开人流精心设计的。孝感北站距离城区100公里。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坐一两小时车去孝感北站呢？这座耗资1.2亿修建的一等站，大部分日子每天只有100多乘客，还没车站员工多。更夸张的是遵义南站，从市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该站，耗时超过3小时。“南站”真成了“难站”。毋庸讳言，高铁站建设已经是过度基建、无效基建的重灾区。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中国高铁共建有车站5544个，其中特等站50个，一等站236个、二等站353个、三等站939个。“等内”的加在一起，占比不到30%。这还包括了孝感北站这样一等配置、三等客流的“超模单位”。这5544个高铁站到底有多少能有效利用，很让人担忧。现在回头看，“基建狂魔”确实很准确——当年扎堆上马高铁站有多“狂”，今天就有多“魔怔”。说好的科学规划、严格预算呢？反复论证、层层审批，几千万、上亿的大型项目就这么“闲置”着？那些乘客没有车站员工多的“闲站”，每年还要几百万去维持运营，到底图什么？对“无效基建”、“过度基建”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很多人归咎“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说没道理，却是老生常谈的“有道理”。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开启的大基建模式，让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提升GDP的捷径。打桩机一响，好几年的GDP考核指标稳了。那轮大基建的主角是高铁，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地方政府争相上马的香饽饽。就事论事，很多过度基建、无效基建项目上马，确实是GDP考核驱动。可是，换成其他考核指标，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用力过猛的现象吗？天真了。换成民生保障考核标准，总出不了错了吧？请看网红城市鹤岗。2011年，鹤岗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对这一类城市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取消了GDP等经济指标考核，民生保障指标取而代之。于是乎，鹤岗2013年到2018年造了11万套保障房。这座户籍人口不到百万、常住人口大量流出的收缩性城市“房满为患”。竟有市民家庭分到了四套保障房，人均一套，可以春夏秋冬轮着住。但是，坐拥四房的市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保障房是要补差价的，每平米350元到550元不等。单价可能不算贵，但是四套房加在一起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鹤岗种韭菜式的“种”保障房同时，大量煤矿被关停。很多市民是拿着“散伙钱”给保障房补差价的。后来的故事，全网皆知。“房满为患”的鹤岗，房子跌成了白菜价，连房地产中介都干不下去了。市民补差价的钱，毫无悬念地打了水漂。鹤岗过剩的保障房，既是无效基建，也是无效保障。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没有因为取消GDP考核而改变，还是不顾后果、用力过猛的老配方、老味道。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像高考命题作文。怎么换命题，写法还是那一套。环保一票否决，大片工厂关停；加强市场监管，开罚单开到手软；优化市容市貌，店招统一改成庄严肃穆的黑白配。都说地方政府没有行政效率，完全是误解。只要考核指标的大棒子一敲，地方政府就能创造奇迹。众害相权取其轻，“唯GDP论”考核还不算是最差的。至少在“发明”基建投资拉动GDP之前，“唯GDP论”多少还算抓住了地方行政和本地民生的节点。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考核，多少还有点“放水养鱼”的意识，对本地经济的正常运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鼓励。破事没少做、坏事没做绝，也算是种微妙的平衡，直到“基建拉动”的捷径出现后自我放飞。“基建拉动”只需要上面盖章、银行给钱，就能干起来。哪里还顾得上地方经济被透支？规划不合理、债务负担过重等等问题，都是将来的事。铁打的地方政府、流水的班子，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人家都不一定在任了，哪能想那么多？面对地方政府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烂摊子，很多反思者把“事后追责”当作灵丹妙药。那是想当然了。真要追责，那就得顺着审批流程一追一大串，怎么追？当年的层层审批，追责时自然而然地官官相护。就算是抓典型开刀，法不责众，都是那么干的，挨刀是小概率事件。要是当时怕事后追责就“不作为”，那是“当场暴毙”。有脑子的都知道怎么选，“事后追责”并没有想象中的威慑力。就算不幸真成了“事后追责”的典型，至多是决策失误的行政责任，内部处理一下，官途多了一段弯路罢了。风头一过，还是好官我自为之。就算过不去，该有的都有了，也算值了。拿事后追责当万灵药的人士没有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事后追责和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标考核，是同一路径、同一方向的系统内反馈，“原汤化原食”治不了什么病。归根结底，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是命题作文。上面命题、上面改卷子，唯GDP论也好，唯其他什么也罢，本质上都是唯上。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执行时再卷一卷，敢下狠手的胜出，用力过猛、执行过度就是必然的。所以，唯上的政绩考核机制，考核什么都一样，无非是折腾的力度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至于无效基建、过度基建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诸如地方财政缺乏自律、规划把关不严等等，都是这套自上而下、唯上是从的考核机制伴生的系统性问题。地方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能调动的资源就那么多，今天突出这个、明天突出那个，真要严控财政预算，怎么推行呢？政绩目标是自上而下压的，规划审批也是自上而下审批的，严控的程度只取决于对政绩目标的重视程度。真要有板有眼地严格把关，结果还是啥也干不了。这些看上去是局部的技术问题，却在技术层面无解。机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局部的修修补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修修补补那么多年，能修补的都修补了，剩下的就是无解的尾部问题。其实，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没有错。发展地方经济就要重视GDP等经济指标，这也没有错。全世界就没有不要政绩、不重视经济指标的地方行政。正常的事搞得如此反常，确实有必要反思。既然要反思，那就真反思，而不是搞些老生常谈的皮相之论假反思自我安慰。假装反思、胡乱反思，那还不如不反思——“唯GDP”搞出了过度基建、无效基建，唯别的就能适度、就能有效了吗？装什么纯啊。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导读2023年，国际政治风云变化，中美关系异常诡谲。一方面，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热情不减，年初以来知名企业家密集访华，比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英特尔公司的帕特·格尔辛格、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巴拉等等，他们为中美经济合作注入了暖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华强硬的“鹰派”政策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政策频出，对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加限制，违背了自由贸易的立国精神。对此，美国企业家是有苦难言。10月21日，美国政府对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会遵循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希望尽可能拥有较大的市场，会尽量支援各个市场需求，也支持中国大陆市场客户”，并重申，“中国当地也有不少很好的科技厂商，例如华为等，英伟达也必须努力与当地产业竞争，再观察结果”。黄仁勋的表态耐人寻味。“遵守规定”的无奈，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依不舍，对优秀中国科技企业的敬意与重视，心态复杂。2023年8月，黄仁勋在发布会上展示英伟达最新的GH200超级芯片，配备141GB的内存以及72核的ARM芯片此前，社交媒体曾传出黄仁勋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包括与腾讯、字节高层会面，但至今并未成行。没有人比企业家更重视经济，也没有人比企业家更懂经济。比起咄咄逼人的美国“鹰派”政客，美国企业家对中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更为谨慎，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有着高度善意。在经济问题上，企业家的判断永远比政客要准确。全球经济体系正处于“疫情后遗症”的阴影下，中美两国的“症状”截然相反，却又高度关联。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高度合作，才能带领全球经济寻求“穿越周期”的药方。美国是全球经济高通胀的源头美国目前承受着巨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源于疫情期间大规模放水。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不过，货币注入方式各有不同。欧盟和日本主要是央行收购资产的间接方式。而美国则是大开大阖，通过增发美债，以大规模向个人、企业发放补贴的直接方式注入货币。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国债总额为22.72亿美元。截至今年9月18日，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3万亿美元。美债攀升的速度之快，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2017年9月，美债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2022年2月，美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2023年6月，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从全球货币供给机制的角度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可以理解。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元供给是全球货币供给的源头。如果美元供给滞后，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步调一致的货币救市无从谈起。但是，即便是合理的做法，也不意味着没有代价。货币救市从来都不是无代价的，用货币放水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埋单，只是一次延迟支付。这轮全球通胀就是美元大放水的副作用。欧元区的通胀率持续停留在5以上。经历长期通缩，CPI多年“趴窝”的日本在年初也出现了4.3的大动静。因此，这轮高通胀不是美国一家的难题，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要面对的困境。目前问题最严重的是欧元区，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衰退特征明显。IMF已经全面降低了欧元区今年的GDP增长预期，预测“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2023年经济将萎缩0.5%，法国也仅为1%。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将大幅落后全球3%的水平，也低于美国的2.2%。美国2.2%的经济增长率，比欧盟当然要好一些。失业率、消费等重要指标也较为健康，显示了较强的承压能力。但是，依然处于通胀性衰退甚至滞胀的阴影中，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传导作用，欧元区邻居的“肺炎”也会引发美国经济的“感冒”。总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目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疫情救市的后遗症，主要问题出在了货币。鹰派政客在此时加剧中美摩擦，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中国“通胀不足”的成因分析目前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不足。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楼市、股市，而是外贸出口增长乏力，降低了输入性通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支柱。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形成了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的通胀动力。2012年前后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联动体系发力，房地产投资额在GDP中的占比大幅攀升，最高时达到了40%。外贸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降。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外向依赖型”经济。然而，疫情期间的中国经济表现打消了这种错觉。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复工，出口大幅增长，占GDP比重再次达到了15%以上。与此同时房地产增长乏力，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滑。而这三年中国的通胀率分别为2.5%、1%、2.5%，表现正常，同时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三年正增长的“逆行者”。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哪一个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目了然。房地产的经济推动作用存在高估。占GDP比重30-40%的投资，只产生了GDP7%左右的产业增加值，经济拉动效率并不高。而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以输入型通胀的机制直接从货币端提供了经济动力。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赚了多少外汇的加减法，而是在经济运行中不断滚动、放大做乘法。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0%，8月同比上升0.1%；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通胀不足与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存在着明显的联动关系。今年中国通胀率的变化和外贸出口额之间有很强的同步性，第二季度出口的同比下滑幅度最大，通胀率表现最差。8月份和9月份连续两月出口下降幅度收窄，通胀率也有企稳的迹象。这说明，中国经济目前还高度依赖外贸出口创汇的支撑。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国外贸出口不足，过剩的产能与货币供给不匹配，造成了“通胀不足”。美国则是货币过剩，通胀压力大增。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火星撞月球”，又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加之欧盟的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体系进入一个下行周期。这一经济周期表现是结构性的，短期内很难逆转。主要问题出在了美国为了抑制通胀采取的超常规加息政策。加息驱动下，海外美元大量回流美国，会对中美两国克服经济周期造成障碍。对中国而言，主要是美元回流后全球“美元荒”，对国际贸易结算的影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从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外汇收入的“含金量”下降，削弱了输入性通胀的作用。对美国而言，海外美元大量涌入美国，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加息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高利率、高通胀的经济负面作用会逐步显现，即便退出加息政策后，巨大的惯性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短期内很难改变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甚至中长期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正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线，逆势“上坡”的唯一希望是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启动，而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启动新的科技周期需要中美合力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就是经济周期和科技周期交替启动的复调。最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九十年代互联网科技革命释放的巨大经济红利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甚至扛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在2008年后还维持了5年左右的增长表现。

这几年经常看到“某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好消息，我却高兴不起来。可能因为我是“低质量人群”，不太懂“高质量”的含义，只看到贴上这个标签的行业，要么增速大幅放缓，要么进入收缩周期。很多和我一样的“低质量人群”裁员的裁员、转行的转行。比如互联网产业、制造业都曾有过这个标签。如今轮到了房地产，情形也差不多。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10月18日表示，房地产持续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很强的支撑的。这一判断非常准确！2023年1-9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48501.0亿元，同比下降10.3%。其中，9月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更是达到24.1%。“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房市旺季，今年的“金九”没戏，坐等“银十”数据出炉。反正从销售额变化看，完全符合“高质量”的标准。而且，这种“高质量”的态势确实会持续。上半年百强房企拿地金额5920亿元，同比降幅超一成。要知道2019年上半年，十大房企砸了5586亿元，占百强拿地总额的36%。这降幅不是一点点，也不是一半，而是三分之二。以这拿地积极性，保持“高质量”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房地产行业还“淘汰”了恒大这样的巨无霸，另一个巨无霸碧桂园目前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凭着这一点，房地产比其他“高质量发展”更是高出了一大截。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都是别人。盛局长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乐观源于基本面支持：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讲，现在还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人均GDP刚刚超过1.2万美元，城镇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就意味着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是较大的。另外，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住房的改善性需求潜力也非常大。从这些基本面情况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坚实的支撑。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其他沦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可以套上基本面的乐观。道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现实有点不给力。2010年的基本面和2020年的“基本面”有什么不同？2020年的“基本面”和2023年的“基本面”又有什么不同?甚至1973年的“基本面”和2023年也没什么不同。年年可以说是人口众多、需求旺盛。甚至1973年的住房需求更旺盛，当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4平米以下，大部分市民的住房条件不如今天的群租房，那住房需求能不旺盛吗？当年有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吗？连房地产都没有。所以，“基本面好”、“有大量需求”不是“高质量发展”充其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基本面的势能需要通过良好的机制转化，才能产生持久的动能。就像油箱里装满了汽油，发动机不给力，汽车也跑不起来。中国房地产就是辆发动机故障的老爷车，要它再跑起来，是要大修的。搞好房地产的首要条件是，改善地方财政状况。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是很多地方盲目搞房地产的根本原因。2022年中国大陆三十一省市，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只有上海一家。达到70%以上的，仅有有六省市。连人均GDP第一大省江苏的财政自给率也只有68%。一多半的省级行政机构财政自给率不足50%。如此弱势的地方财政状况，全世界独有。省级以下的财政自给率就更不乐观了。以地处中部、财政状况处于中游的河南省为例，2019年157个县级行政单位，财政自给率达到60%以上的仅有33个，占比21%。有34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财政自给率不到20%，财政极其困难。巨大的地方财政缺口，导致很多地方饥不择食，把土地财政当成了救命稻草，这就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具备产业基础、人口基础的地方越是硬上房地产，成了资金黑洞、泡沫制造机。恒大、碧桂园一直是低线城市房地产扩张的主力，“坑”最大。本来财务状况比较稳健的融创、万科等中高端开发商，前几年也在调控压力下大举进军低线城市，也被深套。企业反映出来的问题，根子是地方财政。大型房地企业出了问题，风险通过供应链系统、金融系统的传导到行业上下游，乃至全国市场。整个行业就不行了。在这个危机酝酿与爆发的过程中，企业当然有经营决策的失误，但是根本问题出在了地方财政。中国房地产出问题，表面上是房地产企业的资本无序扩张，根源却是地方财政无序扩张。表面上是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实质是地方财政的过度金融化。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启动至今，都是财政需求驱动的。整个交易机制、金融机制都是为了满足地方财政需求设计的。这套机制的起点就是土地出让金。我们的土地出让金是项目还没启动，就早早入袋为安。这并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即便是热衷玩土地财政的香港，土拍是拍开发权。所以，开发商向港府支付地价20%的开发权费用。等项目交付变现后才缴纳地价的余额。所以，香港房企的规模越大，开发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就越高。房企做大了，也就做强了。我们正好相反，越是大型房企越是依赖融资。因为拿地越多，需要调动的资金规模就越大。只要规模做大，企业的自有资金搞开发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做大，无法做强。产业链上游的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只需要房企做大。地方政府更欢迎大型开发商。越是低线城市就越欢迎。低线城市不缺地，最好一次出个几千亩土地，土地出让金收盆满钵满，不是大型开发商很难接得住。银行也更青睐大型开发商。土储越多，抵押物就越充足。抵押物越多，放贷规模就越大，银行业绩就越好看。既然上游的土地供应方、金融机构都希望房企“越大越好”，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导向了“规模为王”。中国头部房企只有靠“扩大债务-扩大土储”的滚雪球迅速“贴膘”，才能免遭淘汰。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日子那么难，仍有五家中国房企出现在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中，而美国仅有两家房企登榜。这是弯道超车顺手甩了老美两条马路。这种高负债的“虚胖”本质上是极端的资金池游戏。债务堆积的资金池无比庞大，土储的估值大幅虚高。中国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呈指数级增长，并且向上下游传导蔓延。大型房企为了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周转率，把资金压力向下游传递。层层分包、层层垫资，账单到期能拖就拖。分包商、供应商hold不住，怎么办？你去融资啊，我给你介绍金融资源。再不行，我给你担保。手牵手，大家一起欠银行。至于市场终端的购房者，那就是最后的债务接盘侠。恨不得刚打第一根桩就把订金、按揭都安排上。所谓“高周转”就是反复倒腾银行里的钱，这没点本事真的玩不转。祖师爷是谁？许家印？他不配。必须得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操盘手城投平台啊。大大小小房企的高周转才转出了三十多万亿债务，和六十多万亿的城投债比，就是个弟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真正大佬，不是恒大碧桂园，更不是万科融创，而是这些城投。城投凭什么艺高人胆大？就凭他们是地方财政的御用工具。有地方政府的行政强势背书，金融系统的风控、监管都成了摆设。这些强势操盘的玩家，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玩成了“房价铁三角”。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价跌；拿了大量土地资产作为抵押物的银行业不能让房价跌；背负巨额债务的房地产企业更不能让房价跌。“房价铁三角”就这么炼成了。只有房价永远涨，这个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可是，天下哪有价格永远涨的道理？大潮一退，债务违约、烂尾楼的雷一串串炸。“房价铁三角”中，房企直接面对市场，所以是最弱的一角，被“空方”踢爆。股市的“空军”是神秘的“海外敌对势力”，那楼市的“空方”又是谁？是钱包空空、望房心叹的“刚需族”；是心灰意懒、降价出售的二手房卖家；是有心改善、无力按揭的“改善需求族”。股市不行，一切责任都在“恶意做空”。那房市不行，能责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做空吗？“恶意卖房”说不过去，“恶意不买房”更说不过去。更荒谬的是，很多地方的房市连做空的没有，因为本来就是空的。那些低线城市的大盘、超大盘，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市场需求。没有买卖，也就无所谓多空。中国房市的问题存在多年，可以说质量一直都不高。很多问题在产业规模不大时，没暴露；在产业基础好的地方，诸如北上广，问题不大；在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顺风局”，还看不出来。所以，长期存在、持续发酵。积累的种种问题，终于在低线城市的“下沉市场”、经济增速放缓的“逆风局”，彻底爆发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要高质量发展，有良好的基本面支撑是不够的，必须解决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地方财政。提高地方财政的自给率，才能摆脱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财政规模要高度自律，才能避免财政规模无序扩张的冲动。总之，中国房地产业，地方财政问题是绕不过的坎。没有上游“高质量”的土地供给方，就不会有高质量的房地产业。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最大的民间支持来自中文互联网上的键盘侠。国内出现了很多哈马斯的热情支持者。其中不乏巴勒斯坦和“巴铁”（巴基斯坦）都分不清的零基础玩家。连百度都懒得用，说明他们既不关心事实，也不关心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福祉。他们“挺哈”，仅仅是出于“美国支持的就要反对，美国反对的就要支持”的站队需要。极其有限的脑容量，也无力面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很多真心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希望地区和平的朋友，也大讲特讲“自古以来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这是长期信息引导下的一知半解，需要补课历史真相。“巴勒斯坦人收留犹太人”的真相2000年，耶路撒冷申遗问题闹出了一场风波。这座三教圣地、千年古城申遗成功不存悬念，问题出在了由谁申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都主张应该由自己出面申请，在谈判桌上扯皮。巴勒斯坦代表滔滔不绝、无比雄辩的演讲结束后，以色列代表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耶路撒冷建城时，阿拉伯人在哪里？”，顿时冷场。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约旦胜出。原来约旦趁着巴以扯皮打嘴炮，先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正式申请，申请的理由是约旦王室哈希姆家族曾经是这座“圣城”的守护者。教科文组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烫山芋给甩了。这个“隔壁老王接盘”的结果，别说巴以傻眼，连隔壁的土耳其也不乐意了——“早知道管过就算，那我早申请了。我管巴勒斯坦时，你约旦王室在哪里？”。这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糊涂账的缩影。国人以历史为信仰，把“自古以来”视为现实政治的法理依据。这好不好姑且不说，至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自古以来”并不站在阿拉伯人这边。因为，是犹太人是该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延续了千年之久。犹太人来得早、建国早、持续时间还长，要说“自古以来”，那犹太人显然更有资格宣称主权。犹太王国覆灭后，该地区几度易手，曾被纳入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时间比较长。期间在该地区的独立政权，只有欧洲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犹太人开始移居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20世纪初，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接过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犹太移民大增。在这一大规模移民过程中，犹太人并未以武装方式掠夺土地，而是购买、开垦土地，建立了自己家园。所谓“巴勒斯坦人接纳犹太人农夫与蛇的现实版”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成立的。在1988年巴勒斯坦国建立前，该地区的阿拉伯人从未建立政权，接纳犹太移民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如果买卖土地算是“接纳之恩”，买恒大房子的要对许老板感恩戴德？更何况犹太人购买的土地很多是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皇室领地”，也就是后来英国治下的公地。这的确产生了很多土地纠纷，但是要说犹太移民抢了阿拉伯人的土地，那是以讹传讹了。民事纠纷与军事侵略完全是不同的性质。说到底，在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上，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谁也不欠谁。“强行拆分巴勒斯坦”的真相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范围要比今天要广，包括了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地区，即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因此，经常会有人会提到约旦王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其实，别说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了，就是约旦王国的版图，也是英国人送给哈希姆家族的。这个“赠地建国”的过程颇为复杂。哈希姆家族的“龙兴之地”是今天位于沙特境内的汉志地区，和巴勒斯坦地区八竿子打不着。1919年，中东地区大洗牌。影响力巨大的哈希姆家族大家长侯赛因做出了安排，大儿子侯赛因继承祖业，二儿子阿卜杜拉当伊拉克国王，三儿子费萨尔到叙利亚当国王。可是，1920年费萨尔被法国人赶走了。阿卜杜拉讲义气，把伊拉克让给了弟弟，自己领兵要和法国人开战。英国人出面调停，打打杀杀多不好，不就是为了地盘吗？别打了，我把巴勒斯坦地区划送你，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就归你了。1921年，接受英国调停的阿卜杜拉建立了约旦哈希姆王朝，才有了后来参与耶路撒冷的国际共管、自称“巴勒斯坦国王”等等。因此，所谓“英国强行拆分巴勒斯坦”的真相是英国人赠地建国，哪有什么悲情？实际上不只是约旦，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数百年的控制，就是在英国人帮助下成功的。总之，阿拉伯人不是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定居者，犹太人是。历史上阿拉伯人也从未在该地区建国，犹太人建立过犹太王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没有历史依据，非要拿“自古以来”说事，犹太人更有优势。大谈脑补出来的“自古以来”，是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倒忙。当然，历史充其量只是提出政治主张的依据，并不是现实政治的正确标准。归根结底，政治是为现实服务的。今天解决巴勒斯坦，需要找到现实的起点，那就是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联合国181号决议的真相181号决议的出台背景是该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民族矛盾。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犹太人大量迁入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冲突频繁。最著名的当属1929年的“希伯伦大屠杀”。希伯伦地区数万阿拉伯人，和一个800人口的犹太人社区。这个犹太社区已经在本地存在了几个世纪。耶路撒冷发生的民族冲突，希伯伦的犹太人和那场冲突毫无瓜葛，却成了当地阿拉伯人屠杀的对象，67名犹太人死于阿拉伯邻居的屠刀之下。二战前后欧洲遭到迫害流离失所的犹太移民大幅增加，这一地区的局势也愈发紧张。而英国在二战元气大伤，无心也无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决定在1948年抽身而去，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1948年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国（约1.52万平方公里）和阿拉伯国（约1.15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176平方公里）国际化。该决议的出台，美国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是美国单方面搞出来的决议，苏联全程参与，热心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参与了方案制定。美国最初提出的并不是分别建国，而联邦共治。美国人对联邦制有迷之自信，总觉得大家尽量一起过日子比较好。但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铁了心要分家。所以最终在两边的坚持下，分别建国成为共识。既然定下了要“分家”，土地分配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决议最终的土地分配方案占地区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获得了57%的国土面积，人少地多成了联合国偏袒犹太人的证据。实际上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复杂特殊，比起土地面积，多少可耕作使用的好地更为重要。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是无法耕作的荒地，膏腴之地少而分散，总面积30%都不到。划给犹太人的57%国土中，仅7%是好地，剩下的都是荒地。所谓“故意把阿拉伯人的国土被割裂为互不相连的三块”的指控更是可笑，因为181号决议分给犹太人的地也是互不相连的三块，谈不上谁“故意割裂”谁。看似奇怪的分配方案，是因为好地分布分散的缘故罢了。因此，这个方案很难说得上对犹太人多么偏袒。但是，阿拉伯人也有不满的理由。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人多，拥有产权的土地也更多，提出的土地分配方案是和犹太人“八二开”。如果阿拉伯人能够拿出足够的土地产权证明文件，倒也可以谈。但是，他们拿不出来。阿拉伯人登记产权的土地面积仅占巴勒斯坦土地面积的6%，并不比犹太人多。阿拉伯人拿不出证据，说是古老的产权文件保存在土耳其手里。土耳其人笑而不语。这地契都是一式两份的，我有你没有？就算我有，那也不能给你们。当初你们阿拉伯人当年反了我，现在和犹太人的破事，我管得着吗？阿拉伯人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八二开”的方案没有被采纳。总之，181号决议的土地分配方案，阿拉伯人可能是吃了点亏。很可能有一部分土地产权，因产权文件缺失而湮灭。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八二开”那么夸张。毕竟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土地是土耳其苏丹的皇室领地，犹太人砸锅卖铁也就买了那么点，阿拉伯人又能卖多少呢？不过，最反对181号决议分别建国方案的，并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带头大哥”是外约旦，即接受英国人赠地建国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土地分配不公”是反对的理由，却并不是想要为巴勒斯坦同胞讨公道。约旦阻挠181号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接盘英国，完成一统内外约旦的夙愿。哈希姆家族庞大的影响力之下，阿拉伯11国投了反对票，再加上古巴和希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一共13票反对。美国和苏联带领33国投了支持票。英国等10国投了弃权票。从投票结果看，181号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可见“土地分配方案不公”的说法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七十年代的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大力宣传下，很多新生的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土地分配不公”的说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81号决议通过，还未加入联合国。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中国的南京政府对18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即将完成建国大业的中共和苏联保持了一致立场，对犹太复国表示了高度支持。毫无疑问，181号决议并非完美，巴勒斯坦地区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拿出完美的方案。但是，其程序合法性是不容置疑，也绝非“美国主导的、袒护以色列”的指控就可以否定的。巴勒斯坦未能建国的真相英国是最早公开支持犹太复国的大国，却对181号协议投了弃权，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英国从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转为消极，当然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是有自己的小九九。主要目的是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盟友关系，以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出于同样的考虑，1948年英国政府迟迟没有行动，军队不撤、权力不交。没有英国人的帮助，犹太人有能力做好建国的准备工作。但是，缺乏现代国家观念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有这个能力。英国人不帮，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不认，巴勒斯坦国的建国进程迟迟没有启动。最后急于建国的犹太人不干了，与当地英国政府发生了多次冲突，其中不乏恐怖袭击性质的极端行动。内忧外困之下，1948年5月14日，英国匆忙宣布结束托管，以色列随即在联合国划定的区域内建国。但是，巴勒斯坦国还没个说法。5月15日，约旦为首的巴勒斯坦地区周边国家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与和巴勒斯坦不接壤但同属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王国。其他阿拉伯国家象征性地投入了兵力。5万联军攻入了巴勒斯坦地区。约旦还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也未能实现。联军的大义名分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目标是消灭以色列。英国作为幕后支持者，给予了阿拉伯国家大量援助。值得玩味的是，这支阿拉伯联军虽然打着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旗号，却只字不提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如果是他们消灭了以色列，下一步的行动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而是瓜分巴勒斯坦。181号决议通过前后，阻挠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建国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周边的“阿拉伯兄弟”。新生的以色列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实际作战人员仅2.3万人，武装也不充分。战争初期陷入了被动。美苏两国当然不会坐视联合国决议成了废纸，否则才建立3年的战后国际体制会威信扫地。因此，两大国主导下，联合国要求双方停战四周。美国还逼退了英国，迫使其放弃了援助约旦等国家。四周后，迅速武装起来的以色列不仅成功收复失地，还反推了2000平方公里。交战双方最终以实际控制线为界同意协议停火。结果巴勒斯坦地区真的成了“八二开”，却是阿拉伯人占“二”，以色列占了“八”。以色列浴火而生。此后还爆发了四次“阿拉伯联军VS以色列”的中东战争，此外还有几场周边国家与以色列的“单挑”。以色列胜多败少，实际控制区域越打越大。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元气大伤的阿拉伯国家面对现实，或明或暗地放弃了“彻底消灭以色列”的目标。既然注定要共存，和解才就是唯一的选择。结语：谁阻挠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进程？历次中东战争对地区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号协议的分治方案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实现。率先破坏协议入侵以色列的是阿拉伯国家，率先占领耶路撒冷的也是阿拉伯国家。挑事失败，当然要付出代价。因此，后来联合国后来通过重要决议如245号决议、338决议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181号决议巴以分别建国、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基础上，调整了国土划分。新的分界基本按照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二八开”的实际控制线。折中形成的和平路线，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成为法塔赫在内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实现和解的基础。1994年，巴以达成“土地换和平”的共识，发表《华盛顿宣言》。实际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九成国土的以色列按照《宣言》的和平路线，巴勒斯坦国的法塔赫政府移交了加沙地带等占领区。巴以和平进程露出了曙光。同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两国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的“秘密合作”正式化。而以色列另一个陆上邻国埃及早在1978年就建交了。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和两个阿拉伯国家正式建交。“中东大和解”的进程就此开启。科威特、沙特随即进入了和解名单，与以色列积极互动。历史曲曲折折，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还是回到了联合国181号的起点。但是，历史的大潮中总有逆流的搅局者。哈马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巴以“土地换和平”的和平路线，声称“美国和以色列一定会毁约”。很快世界就会看到谁才是毁约者。2006年，哈马斯取代法塔赫接掌巴勒斯坦国，随即撕毁了此前巴以和平协议。这一毁约行为让哈马斯更加臭名昭著，受到了国际孤立。2007年，哈马斯拒绝武装组织的国家化，和法塔赫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控制区，建立了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国合法政府，在阿巴斯总统带领下不断改善巴以关系，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哈马斯占领加沙地区后，不断对以色列发起越境打击。2017年，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和解协议，按约定年底移交加沙地区，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哈马斯依然没有履约，继续割据加沙地区。2023年10月6日，哈马斯对以发动了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袭击。“洪水”没有如愿冲进耶路撒冷的阿克萨大清真寺，而是向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猛烈倒灌。逆历史潮流的搅局者，终将被时代所抛弃。纵观整个巴以冲突进程，以色列当然不是纯洁的白莲花。但是，周边阿拉伯国家要对上世纪后半叶的战乱负有主要责任。他们置联合国1决议不顾，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打乱了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他们的失败，让巴勒斯坦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受到了惨痛教训，终于选择面对现实，转而在谈判桌前寻求和解与和平。可是，一意孤行的哈马斯等少数地区势力，还在追逐“消灭以色列”的虚幻目标。他们的胡作非为，伤害了以色列人民，更伤害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真正同情巴勒斯坦人，怎会支持那些人性泯灭的暴徒？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图再次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这几年巴勒斯坦地区显得格外“冷清”。以全球疫情、俄乌冲突的庞大阴影下，这个二战后军事冲突最频繁、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全球热点地区几乎被人们遗忘。当哈马斯打响第一枪，现实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没有“巴以冲突”，哈马斯只是哈马斯很多报道和评论习惯性地把这次冲突称为“巴以冲突”，这并不准确。哈马斯既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指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也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只是哈马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主要分三部分：以色列境内的200万阿拉伯裔公民，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289万人，以及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生活着216万人。哈马斯控制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从政治角度讲，哈马斯也不能代表巴勒斯坦国。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国内，算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实际控制着加沙地带，在国际上则被多国、多家国际机构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其中甚至包括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大国。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政府是位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而不是哈马斯的加沙政权，中国长期支持并承认法塔赫的合法地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国划上等号。法理和现实都是如此。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和上世纪的烽火连天时已经不可同日而喻，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处境、与以色列的关系都相差甚远。这和所在地区的政权治理水平直接相关。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和其他发达国家少数族裔的情况相似。2022年以色列人均GDP美元约5.5万美元，是高度发达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没有受到经济歧视，生活富裕。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二等公民”的政治歧视，这属于“家务事”范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多年以来的民调显示，70%左右的阿拉伯裔为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感到骄傲。最近的民调显示，86%的以色列阿拉伯裔不考虑移居其他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极少参与激进组织搞的恐怖袭击，反而会成为了恐怖袭击的目标。因为除了受到无差别打击的恐怖袭击威胁外，他们还会被激进组织视为“告密者”、“叛徒”，遭到额外的“定点清除”。这导致了以色列阿拉伯裔和激进组织更加疏远——结果确实出现了不少“告密者”、“叛徒”。法塔赫对以色列的态度较为温和，接受巴以分治的主张，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矛盾分歧。因此与以色列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在经济上受到了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援助。近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疫情前常年保持着GDP5%以上的较高增长。2022年的人均GDP为5477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该地区的居民除了在本地就业外，很多都到以色列境内打工，实际收入水平比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还要高一些。法塔赫政权的温和立场，以及经济上的融合，该地区的局势逐步趋于平静。目前困扰该地区居民的主要问题是法塔赫政权的腐败低效，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政治派系冲突，而不是以色列的存在。生活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处境最为糟糕。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极其强硬，彻底贯彻消灭以色列的目标竖起了大旗，反对和谈，更不用说妥协了。隔三差五远程放火箭弹、贴身搞人肉炸弹，招致以色列报复。长期的激烈冲突导致该地区几乎沦为经济废土。2015年后，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频率逐步降低。2021年，局势似乎出现了转机，哈马斯表现出厌战色彩，以色列政府尝试在加沙地区推行约旦河西岸以经济换和平的政策，允许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入境工作，经济和民生均有改善。即便如此，2022年加沙地区的人均GDP为1514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160左右，相当于委内瑞拉、塞内加尔的水平。这次大规模袭击让加沙地区微弱的和平繁荣之光熄灭了。以色列注入的经济润滑剂，没能打开与哈马斯的死结。哈马斯为何要孤注一掷发起这样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以经济合作换和平的政策，全盘失败了吗？问题很复杂，答案却异常简单。“阿萨克洪水”的战术成功、战略失败哈马斯发起的“阿萨克洪水”行动，战术上大获成功。以色列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政府、安全部门、军队灰头土脸。但是，战术成功的背后，却是战略绝望的孤注一掷。首先，出师无名、滥杀无辜，让哈马斯失去了国际社会最后的道义同情。此前哈马斯“搞大新闻”，都会用以方扩建居住点、街头冲突导致流血事件之类的理由寻求道义上“出师有名”。这次10月6日袭击，哈马斯却是出师无名。这样做确实增加了袭击的突然性，但是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失去很多同情者，减少了外交斡旋的空间。更为被动的是，这次哈马斯滥杀无辜连同情者都不放过，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以色列女兵游街”的视频传遍全球，结果受害者并非以色列女兵，而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德国游客。遭遇惨烈袭击的以色列音乐节，主题却是声援巴勒斯坦人。尽管哈马斯受国际谴责是家常便饭，但是其“道义立场”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社会向来不乏民间同情。哈马斯过去也很善于利用这种民间同情，以国际舆论和政治攻势牵制以色列。然而，这次道义立场尽失，哈马斯陷入了空前孤立。其次，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时机看似很巧妙，实际上却是在外部支持脆弱的糟糕时机。之所以说看上去很巧妙，是因为目前的全球热点在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哈马斯此时出来搅局多了一份神秘色彩。哈马斯主动宣称“神秘国家支持”，十分反常。这并不是获得外部有力支持后的自信，更像是有意引起大国之间猜忌的欲语还休。但是，也正因为俄乌战事对国际局势的巨大影响，哈马斯为数不多的“传统盟友”自顾不暇。有的国力受损，有心无力。有的此前已经开始调整政策立场，指望不上实质性支持。即便是长期力挺哈马斯的伊朗，在事发后一方面强烈表示支持，另一方面竭力撇清关系。至于沙特，本来就更亲法塔赫，哈马斯袭击前与以色列和解进程已经接近终点。被哈马斯搅局后，沙特不得不搁置和解进程，但是对哈马斯的支持也只会停留在口头。没有国际社会有力牵制，以色列的反制行动迅速猛烈。原本就不具备正面硬扛战争机器的哈马斯，如果没有外部有力的支援，很快就会陷入被动。经此一战，加沙地区和平繁荣的希望化为泡影，但是哈马斯付出的代价必将极为沉重。实力差距、技术代差的碾压之下，哈马斯能否保住加沙地区的控制权都存疑，甚至重蹈“基地”组织的覆辙，成为有名无实的边缘存在。哈马斯发动这场毫无胜算的大规模袭击，到底图什么？难道哈马斯真相信自己登高一呼，让几百万巴勒斯坦同胞蜂拥响应，掀起“消灭以色列”的大洪水冲到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连法塔赫的巴勒斯坦同胞都指望不上。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的旧恨未消，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分歧，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修复。和半个世纪前的“天下围攻”以色列不同，哈马斯挑起战争只属于哈马斯，并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共同事业，更不是阿拉伯民族的战争。“阿克萨洪水”是绝望的孤注一掷。生于血污，死于血污，是哈马斯的宿命哈马斯绝望与转型无望、难以为继的死局。历史一再证明，任何在激烈冲突中诞生的武装组织要和平转型为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非常困难。北爱尔兰共和军成功转型合法政党的例子，凤毛麟角。因为这需要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切断激进主义的利爪，以及从暴力斗争到和平治理的“技能重置”。这三项条件中，法塔赫是“三缺一”，缺少治理能力。哈马斯则是“三缺二”，既没有与激进主义切割，也没有治理能力。冷战结束的地缘政治变化，迈入信息时代重塑了全球经济体系，让曾经的大国角斗场中东地区大幅降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美苏争霸的强势搅局，巴以冲突逐步降级为地区性冲突，增加了各方的妥协空间。巴勒斯坦人的面前也出现了妥协的选项。法塔赫和哈马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地缘政治变化后，巴方内部的分裂加剧。不愿妥协的哈马斯和选择妥协的法塔赫之间分歧愈演愈烈，2007年双方大打出手、最终决裂，成了两家的分水岭。法塔赫实现了告别激进的壮士断腕，走上了通向和平的道路。哈马斯则成为从巴勒斯坦主体上被切断的那支利爪。在治理能力的“技能重置”方面，法塔赫和哈马斯都是从零起步。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巴以分治的格局逐步成型。开始执政的法塔赫率先暴露出治理能力的短板，腐败低效大失民心。哈马斯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2006年上位，在巴方阵营里的地位达到了历史顶峰。但是，随着2007年两家分裂，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区后，暴露了更为严重的治理问题，区域经济和民生陷入死局。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极端主张，导致加沙地区持续动荡，正常产业无法发展，只有“人弹”产业的畸形发育。哈马斯为各种金主们提供搅动中东局势的“服务”换取资助，以“慈善”民众撒点小钱，以笼络民心收购新的“人弹”。这样的产业显然与和平治理无缘。唯有贫穷动荡、充满仇恨的加沙地区才能让“人弹产业”可持续发展。而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的“半壁江山”后，经济压力大幅降低。政治上因分离切割，甩掉了激进派的干扰，法塔赫与以色列的关系稳定改善。双方的交往促进了内部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红利。尽管法塔赫至今未能根治腐败低效的老毛病，但是治理能力还是有了提升，政绩颇有改善。此消彼长，哈马斯的激进主张在巴勒斯坦人中正在失去吸引力。实际上，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实施经济支持后，哈马斯的支持率确实有所降低。内外环境的变化，哈马斯的生存空间正在变小。这块土地太小了，容不下两个政策路线相似的巴勒斯坦政权。如果哈马斯放下激进主义大旗，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塔赫竞争，哈马斯的结局是悄无声息地消亡。这是结束巴以冲突的最优解，对哈马斯高层可不是。作为巴方内部激进主义的垃圾场，谁掌舵都承受不了放弃权力的换道风险。哈马斯最终选择了最丑陋的方式“宁鸣而死”，并不意外。生于血污，死于血污，是哈马斯的宿命。结语“经济换和平”并不失败，斩断尾部问题的铁剑也不可或缺。“阿萨克洪水”袭来，并不是以色列推行经济促和平政策失败的证明。如果没有法塔赫控制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那么以色列今天面对的麻烦将会加倍。如果以色列对阿拉伯裔公民施行经济歧视，导致他们沦为痛苦绝望的边缘人群，这个国家将永无宁日。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促和平”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巴以分治方案的乐观前景。但是，和所有的复杂问题一样，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也会留下长长的“尾部”。哈马斯就是其中之一。这在经济上无解，唯有“铁剑”才能斩断这个毒瘤。总之，巴以冲突旷日持久，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是非曲折异常复杂。但是，哈马斯打响第一枪之后，现实的一切都变得简单。哈马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失败毫无悬念。但是，和平还远未到来。遍布各方、形形色色的嗜血利益集团不会坐视和平降临巴勒斯坦地区。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本届房地产真是让人操碎了心，最近受到关注的消息是“房地产税立法暂缓五年”。各种信号解读纷纷出炉，普大喜奔的激动万分。绕耳“暂缓5年”的表述并不准确，房地产税对房市的影响也不是暂缓多少年的问题。暂缓是暂缓，“5年”并非刚性约束还原一下事实。“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到“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但是最近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未列入房地产税立法。然后就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解释:暂缓房地产税立法，则更多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此时出台任何增负措施都要格外谨慎；但长远看，上述税种立法方向没有改变，或将在条件成熟时稳步推进。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暂缓了，是不是保5年，就很难说了。首先，“立法规划”可以理解为5年内要推进的立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没列入的就不能“插队”。不同于其他国家立法程序的冗长复杂，我国出台法律法规是有鲜明特色的，相当于流程更复杂些的大号政策，不能说是想立就立、想改就改，至少也是高度灵活。很多立法修法都不在立法规划的文件中，比如2021年4月29日公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就从未出现在立法规划文件中。所以，房地产税没有出现在立法规划中，并不能保证5年内就不搞了。立法规划没有那样的刚性约束。其次，专家的解释也很清楚，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更多地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条件成熟时”重启。暂缓和重启都没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标准，既没有时间标准，也没有“经济形势”的具体指标。“暂缓5年”的说法纯属脑补。总之，所谓“房地产税立法”实际上并不是立法程序问题，而是一种政策工具。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看政策需求，不会纠结产权等法理的逻辑自洽，也不会有明确的时间表。只要政策需要，就是一个“收”字不带含糊的。楼市的核心不是“购房刚需”，而是“财政刚需”其实，暂缓5年还是10年并不重要。房产这样的固定资产，买了是一辈子的事，按揭都要还个二三十年，早5年晚5年区别很大吗？晚5年收，就多收几个点，再来个“应收尽收”，连本带利都收回来，财政吃不了亏。这几十年，财政什么时候吃过亏了？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GDP增速高于国民收入增速，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规律。流水的经济、铁打的财政，说的正式一点就是“财政需求的刚性很强”，换而言之就是税收“增负”的需求是刚性的。中国楼市的主要需求是“财政刚需”，而不是“购房刚需”。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经济都是围绕“财政刚需”运转的，财政刚需永远必须放在首位，没有之一，没有任何竞争者。因此，专家解释说暂缓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形势，只能姑妄听之。房地产税的真正开关是财政形势，经济形势只是间接影响。目前的情况是经济疲软影响了土地财政，房地产税这样的大杀器只能缓一缓，看看土地财政有没有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重新激活房市，房子卖得动、土地卖得出，“增负”自然水到渠成。这样就能落实“房地产税改革”。这是把卖地卖房的薅一遍羊毛改为房地产税薅两遍的改革。从此，买房的过上了一边还按揭一边缴税，还完按揭继续缴税的幸福生活。财政刚需既能从卖地收益中获得巨大满足，又能从税收收入中得到长期满足。妥妥的双赢，财政赢两回。六个钱包撑起来的房市，经不起薅两回能先卖地后收租子当然好，但是这个生意操作起来有难度。因为，收租子必然卖地。日本就是前车之鉴。1980年代日本的土地价格持续飙升。日本虽然没有土地财政，但是财政部门还是大喜过望，下场分杯羹的机会来了。顺应民粹化的舆论大潮，打着“抑制快速上涨的地价”的旗号，顺势出台一系列的交易税。交易税当然不会起到抑制价格的作用，税收成本增加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地价持续上涨。地价涨税收增，顺手还cosplay了爱民如子，日本政府偷着乐之余，决定再加一把火。1991年5月出台大杀器——资产保有税性质的地价税，规定除了自住房以外，土地所有者每年缴纳地价0.3%的税金。理由当然还是“抑制快速上涨的地价”，财税部门以为还能通过地价上涨消化税收成本，再白嫖个几十年。可是，这次的时机很不好，政策撞车了。日本央行担忧经济过热，强力调控，续拔高利率，导致股市大跌，市场流动性大损。股市资金和土地市场是相通的，银行系统一看苗头不对，纷纷对土地市场停贷。地价税这时出台，更是雪上加霜。这回真的起到了抑制地价的作用，而且抑制得很彻底。于是乎股市跌完地价跌，跌跌不休。日本经济管理部门发现问题不对，掉头救市，1992年后大幅降低土地交易税，地价税大幅豁免，基准利率一路跌到0。但是，“三斤砒霜包治百病”的日本经济部门，这才发现自己拿不出不出九转金丹、还魂草，自己给市场挖的坑，自己无力填平。一通操作猛如虎，还是挡不住日本经济掉坑。中日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不要对号入座。详细分析可以参看本号旧文的《对标日本“失落三十年”，有点好笑！》。这里拿日本作为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房地产税这类资产保有税对资产估值的杀伤力是直接的，大到无法估量。卖地和收地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或许将来我们迈入发达国家水平，达到人均GDP三万美元的富裕水平时，可以尝试开征房地产税作为地方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比如美国房地产税80%用于本社区的公立基础教育机构专款专用。在此以前，不管是5年、10年，没有达到这样高度富裕水平之前，靠六个钱包、节衣缩食撑起来的房市，都经不起薅两回的折腾。何时开征房地产税，除了很多法理问题尤其是产权逻辑有待厘清，主要应该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富裕程度的长期经济指标，而不是“目前经济形势”的短期判断，更不应该是财政需求的短期需求。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政策逻辑的中心是“财政刚需”，这就不能以经济逻辑的常理度之。今天“暂缓房地产税”是为了“救房市”，更直白地说，是为了救土地财政及其衍生的土地金融。如果救不过来，土地财政不能支持“财政刚需”，财政压力持续增加。那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节流，要么开源。显然，节流的难度远远大于开源，届时房地产税还会“暂缓”吗？能“暂缓”多久呢？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日本“核废水排放”搞得沸沸扬扬，江湖又现“抢盐”，和十多年前福岛核事故爆发时一样。当年我是码字劝大家不要“抢盐”的，但这次想明白了，不劝了。看到那些“临时科普党”卖力嘲笑抢盐的，更觉得有些厌恶。劝人家不要抢盐，那还算是善意。花式嘲笑，就是优越感过剩的恶意了。其实，抢盐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消费，无伤大雅，没什么可嘲笑的。人类经济活动中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消费。比如娱乐消费，基本都是给情绪埋单。花钱看德云社就是图个乐子，非要给“笑一笑十年少”的情绪消费赋予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那就和姜昆老师是一样的见识了。既然可以花钱单纯图个乐子，花钱买个心安也没毛病吧？所以，抢盐并没有什么不堪，很正常。虽然这十几年来给我们生活造成痛苦的，没有一样和福岛核事故有关，但是恐慌的阴影还是适时出现了。这不是大众造成的，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了这种恐慌情绪的传播。既然这次核废水排放已经成了引发国际争端的高端局，大众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要把大众的恐慌情绪精准控制到内外有别的理想状态，是强人所难了。从日本海鲜受污染，联想到怕海盐受污染，也算是是人之常情吧。抢购别的太贵，食盐这种供应充足、易保存的廉价商品，成为情绪消费的对象，十分合理，非常理性。“核废水”的排放周期三十年，成年人一年食盐需求6.5公斤。三十年也就200公斤左右。1吨食盐的批发价也就600-800元。就算一次把三十年的盐都囤上，也花不了200块钱。花这么点小钱就能换三十年食盐安全的安心，挺划算的。核废水排放的恐慌传播既成事实，那么抢盐就是很正常、很理性的市场反应。消费者有权花自己的钱买合法的商品，有什么可嘲笑的？既然我国的食盐产能和库存都很充足，老百姓要抢购，那就敞开供应呗。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必强行劝阻，更没什么可嘲笑的。前阵子流行“刺激消费”，抢盐安心总比强行刺激出来的消费理性吧？不能消除恐慌情绪传播的源头，那就对大众的应激反应抱同情之理解吧。不要自以为懂点科学，就可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爆棚了。智力优越感过剩，真实的勇气欠费，嘲笑抢盐是一种恃强凌弱。何况抢来的盐还真有用得上的情况。老胡说，有人十年前囤的盐还没用完。这事我还真遇上了。去年上海特殊情况时，真有邻居拿出了那年福岛核事故爆发时囤的盐，接济了别的邻居，业主群里一片点赞。正所谓“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为传说中的核污染囤的盐，却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及时雨，也算是意外之喜。反而是特殊情况发生前自信满满劝人不要抢菜的，真是造了大孽。总之，这些年意外很多，各式各样的恐慌也随之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缅北噶腰子成风，也不知道要那么多腰子有啥用，难不成是要做腰花全席吗？反正“全世界都要害我们”的吓人兮兮，人心惶惶落下了心病。打开电视看新闻，更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不是这边山火，就是那边火山。世界各地都过得朝不保夕的样子，恐慌情绪积累得满坑满谷，这次抢盐也算是给积累的情绪压力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利大于弊。要说情绪宣泄最有水平的，要数郑州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了。他们发了个倡议书，号召全市餐饮行业“抵制日本海产品”，太感人了。原来烩面里不仅用了海产品，还是日本海产品，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所以，嘲笑不可取，劝也是白劝。抢盐也好，抵制空气也罢，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命运。事已至此，看看就好。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大A股经常令人失望，但是从不让人绝望。关键时刻，政策工具箱里又掏出了法宝两件。前两天的“100+1”闪亮登场，赚足了眼球。没想到“延长交易时间”的大杀器也呼之欲出。这是要让一天三抄底的大机缘，升级为反复见底反复抄底的飞升吗?“十桌九菜”的最优解“延长交易时间”的大杀器，既有国际接轨的充分理由，又有中国国情的坚实基础。国际接轨，可以对标坦桑尼亚股市每天9小时的交易时间。而996盛行的中国国情，股市也不能免俗。充分发挥想象力，还能找到延长交易时间的很多好处。比如降低了上班时间炒股的紧张感，拉动了电力消费的内需，等等。反正，这一重大改革措施兼具了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创新性、合规性、前瞻性、战略性……，是大A股历程碑式的事件，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对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没啥用。A股市场短期内不缺时间只缺钱。对这点小小的遗憾，要理解政策制定者的苦衷，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说股市缺钱，债市、房市、汇市就不缺钱吗？说股市重要，哪个“市”不重要呢？哪个“市”都是万亿级的，都关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缺一不可。而且，这些“市”铁索连环、环环相扣。房市连着债市，债市通着股市，所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市场表现都链接汇市……经济就是一个大系统，缺胳膊少腿都不行，手心手背都是肉，按下葫芦浮起瓢。除了民企，都是亲妈养的，亏待哪个都不好。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拿着政策工具箱的大佬们也很为难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当然是对的，政策工具箱里的家当是不少，但是真能用来纾困的真金白银可真不多。十桌九菜，一桌一碗，为难了厨子。所以，只能挑不花钱政策工具先顶顶。当然，延长交易时间也不是完全不花钱，交易所多少要出点电费、加班费的，这也是诚意的体现。“十桌九菜”的难题，“石桌韭菜”就是最优解，集谐音梗的幽默、李代桃僵的机智于一身。这要是还不够，下一步可能就得动印花税的蛋糕了——哦，不，谈不上是蛋糕，算是个蛋挞，餐前开胃、餐后消食的小点心。至于主菜，不好意思，那是没有的。大A股号称“政策市”那么多年，到底有过多少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不要迷恋哥，哥就是个传说。这也不是很难理解吧？去澳门、拉斯维加斯玩过的应该都懂，哪有开场子的白请客人吃大餐的道理？“市场信心”信什么大A股的“政策市”，始于信仰，终于信仰。所谓政策红利，是支撑信仰的神迹，是挂在黔之驴眼门前的萝卜。水灵灵很诱人的样子，要的就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效果。赚个香火钱的生意，谁当真是谁的错。所以，在股市里“信政策，得永生”是表错了情、会错了意。今天中国经济最不缺的就是政策，分分钟让市场主体干不下去的那种。比如最近引发舆论哗然的杭州铁头举报“新东方”事件，一个劣迹斑斑的互联网络流氓可以瞬灭一大摊生意，靠的就是政策撑腰。不是说好了支持鼓励民营企业，都知道“打教培”翻篇了。可是，政策并没有翻篇啊。只要流氓懂政策，分分钟要你关门闭店。因为政策并不翻篇，就是翻船了也不翻篇。出台收缩政策时不留余地，放开时却是留下了长长的尾巴——合法、合规、健康、平稳、高质量，一长串无比正确的限定词，哪一个都可以精准施策地拿捏企业经营。做买卖的不是有原罪，就是有新罪，咋整？斗智斗勇一样也斗不过，一触即溃的是企业经营，更是市场心态。做买卖的动辄获咎，搞投资的还谈什么市场信心呢？求仁得仁，求不仁得不仁。我们的大A股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市场信心，只有虚幻的政策信仰。市场应该反映的是真实的市场需求，而大A股却只反映政策需求。看看A股前期的热点板块，什么环境治理、军工板块、新能源板块，哪一个是今天中国经济复苏的急务？哪一个是真能生钱的买卖？缺的是钱，政策利好的是烧钱。投政策所好的投资烧光了钱，缺钱了又指望政策救市生出钱来，哪里会有信心？怎么好意思说信心？信政策不信市场的政策市就不配有信心，只有信则灵的侥幸。偌大经济体量，靠侥幸能走多远呢？指望政策“十桌九菜，每桌一碗”的信心本来就是虚幻的，落得个被“石桌韭菜”糊弄的下场又能怪谁？是股民们自己糊弄自己太久了，出了名的好糊弄罢了。不想被糊弄的，先别自己糊弄自己总之，中国股市今天要提振信心，延长交易时间显然没用，其他所谓“政策利好”也不会有用。先解决“信什么”的深层次问题，再谈“信心”吧。不想被糊弄的，先别自己糊弄自己，别总盯着那个“政策工具箱”，那里面没有真金白银。受深层次问题困扰的不只是股市，这是中国经济普遍问题。田国强教授最近有一段公开讲话，可谓振聋发聩：“按照现在这种搞法弄下去，此前所有有效的政策举措都一定会失灵的，但许多经济学家没有弄清此点，建议了一大堆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也采纳了，但现在证明一点效果也没有。这点弄不明白，根基性、关键性的原因没有弄明白，形不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本共识。信心是黄金，信任更是钻石，更为珍贵和重要，国家关系、社会关系、营商关系、朋友关系的本质就是信任加利益，前者是根，后者是果，没有前者，就谈不上后者。这些不解决，经济只会往下走。外资现在开始撤走，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越来越多外资会走，一旦如此，一时很难再回来了，也就没有什么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能被引进来了，这样下去，三驾马车当然也都就不会起作用，继续这样，今后二十年恐怕都不会好。许多方面越来越回到以前了。”问题摆在面前，别假装看不到。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正文前先聊几句，最近连续写了几篇深度文，篇幅也比较长，搞得自己很累，也让读者老爷们受累了。两篇已经发出来了，还有一篇在编辑中。今天这篇如果深入写，也会很费劲。尤其是涉及日本“失落的三十年”，这边的误解很深。诸如“广场协议”的美国挖坑说、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说等等，这些误解既有专业性不足的想当然，也有“六经注我”的故意歪曲夸大。真要一一辨析，每个题都可以单独写一大篇。今天这篇里就不展开了，只挑主题相关的重点写。以下正文：目前“复苏乏力”、“通胀疲软”的经济形势，有很多评论者担心未来中国经济会重蹈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的覆辙。这是想多了。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在经济发展停滞时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生活质量没出现大幅滑坡，并没有完整的理论解释。不过，一些基本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家底厚实耗得起首先，是厚实的经济家底。所谓“失落的三十年”，是指1990年代至2010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停滞时期。1990年日本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日本央行，采取了过激的收缩政策，导致股市、房市快速下行，是“失落的三十年”的起点。不过，直到1995年，日本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人均GDP从1990年2.54万美元，增长到了1995年的人均4.42万美元。这是战后的第二峰值，仅次于2012年的4.91万美元。陷入停滞时，日本的GDP总量也达到了美国的70%。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经济质量，日本都是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1995年后，日本经济起起伏伏，总体表现并不好。但是，人均GDP一直保持在3万美元以上。尽管很多年份都没有达到G7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发达国家俱乐部里的席位依然无可争议。而且，日本是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G7国家，人口结构对人均GDP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此，日本的真实经济运行质量要比人均GDP的“面板数据”要高一些。如此厚实的家底为基础，日本才能耗得起这三十年。良好的外部环境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之前，已经成功融入全球体系，对外交流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良好。唯一有战略影响的国际矛盾是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但是没有扩大化，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保持了紧密合作。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所谓的“广场协议坑了日本”的万年老梗。流行的版本几乎每一句都是似是而非的歪说。日元升值是日本政府的主动行为，是国际汇率合作机制的正常结果，而不是美国逼迫下的。日元升值甚至不是1985年“广场协议”才定下的，此前英、法、德、日在巴黎会议就约定联手干预汇率以挽救美元持续疲软。日元升值的国内阻力主要来自重视出口的通产省，却受到了另一经济管理部门大藏省的积极支持。大藏省希望通过日元升值扩大海外投资，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这两个目标也确实成功实现了，后面就会说到。日元大幅升值后，国内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增加，是因为日本央行借升值之势超发货币的政策失误，并不是升值的必然结果。德国马克、英镑、法郎都和日元同时大幅升值，都没有出现那些副作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事后看，日元升值本身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伤害，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还保持了数年的高速增长期。日元升值，确实导致出口部门的直接损失，但是这些损失基本上都在进口部门补回来了。而且，日元升值引发了海外投资热，日本很快就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率并不算很高。但庞大的规模还是带了可观的海外收益。这笔“外财”在后来的国内经济停滞期发挥了一定的回血作用。与直接的投资收益相比，庞大的海外资产保证了日本和全球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紧密联系。日本大型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实现了国际化。这些大型企业的跨国经营产生的“渠道收益”，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日本大型企业国内经济压力，尤其是金融风险。即便“失落的三十年”使得日本经济脆弱化，日元和日元资产都没有被海外市场恶意做空。日本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也没有受到恶意的干扰。毕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羁绊，国际经济合作基础是扎实的。稳定良好的国际政经关系，是“失落的三十年”还能稳住的主要外部因素。健全稳定的国内市场环境经历了战后改造的日本国内市场环境，整体上是健全稳定。政企高度互信、稳定的政策预期、规范的法治环境、完善的产权保护等基本配置，都是完备的。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了日本企业在经济停滞时期的生存，不至于雪上加霜。日本经济的主要硬伤是基本成本过高和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确实拿不出多少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日本政府在经济停滞期间，还是采取了一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改革举措。诸如扩大了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不同程度地放松了航空、电信、邮政等基础行业的行政垄断，等等。尽管日本社会的总体风格偏保守，历届日本政府的改革力度都不大，至少做到了不添堵。其中长期执政的“改革首相”小泉纯一郎，他积极推动的财政重建、放松管制促进企业发展等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日本经济走出“失落的三十年”打下了基础。继承小泉政治遗产的安倍晋三首相也继承了他的改革旗帜，虽说“安倍经济学”没有小泉改革那样明确的市场化方向，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果。日本良好的市场环境，日本政府的谨慎施策，是“失落的三十年”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经济没出大乱子的内部因素。总之，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是经济高度发达阶段、因严重政策失误引发的“高位套牢”。安全“苟”住三十年，靠的是经济家底厚实、外部环境良好、国内市场环境稳定健全的“三件套”。世界上能有多少国家可以复制呢？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寻求破局之路，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对标日本的心存侥幸。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上周和往常一样，和编辑老师一起商量选题，他建议我写“中植系”爆雷。我答应了，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中植系可写的太多了，竟不知从何落笔。“中植系”这样国内金融圈的“老钱”，承载了太多秘密，见证了整个时代。想来想去，还是从“北金融、南实业”的老梗说起吧。“北金融”的典型所谓“北金融、南实业”是可以追溯到前互联网时代的老梗了，当年就有不同的理解。大致的意思是，2000年前后北方涌现了一批金融大佬，而南方富豪更多的是实业起家。随着资本市场越做越大、金融渠道越来越丰富，这种南北格局逐渐模糊。恒大和中植系相继爆雷，让我又想起了这个老梗。爆雷都是金融属性，但是两家还是有所不同。恒大的雷是房地产金融化，土地作为底层资产，两万多亿的土储估值大跌砸出了大坑，还算是明明白白。而中植系是纯纯的金融属性，房、债、股到底哪一块出了问题，至今成迷，这个雷爆得不清不楚。南北两个大雷，还是有虚实之分。这种虚实之分，早在A股“九大系”时代就存在。南方的如海航系、复星系产业投资的含量明显更高，有长期经营的核心企业为起点，拓展金融业务。而北方的安邦系、中植系则更偏重财务投资、资本运作，金融属性更纯粹。中植系更是北方中的北方，纯粹得不能再纯粹了，堪称“北金融”的代表。伊春市的微型资本帝国中植系创始人解直锟，原名解植坤，1961年出生于黑龙江伊春市五营区。八十年代是当地印刷厂的工人，当了厂长后承包了印刷厂，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八十年代企业承包制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都有类似的经历，诸如娃哈哈的宗庆后、“从小喝到大”的王兴光。只是解直锟远比同辈要年轻，人家都是四零、五零，而解厂长未及而立。解直锟后来的发展路线也和很多同辈不同，他很快就进入多元化经营的集团模式。经营面食厂、服装厂、储木厂、水泥厂和养殖场，并收购五营区国有不良资产。1995年4月，解直锟以5000万元注册成立黑龙江中植企业集团，登记的主营业务是造纸材料经营，实际上已经是伊春市“微型资本帝国”。解直锟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赚出这5000万元。和当年很多国资重组一眼，资金启动来自集资、贷款。这应该是解直锟最初的大规模资本运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流行以“集团”命名企业，比如1987年成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但是，多元化、资本化跨界运作的“真集团”并不多。1996年，娃哈哈才迈出收购杭州罐头厂的第一步，算是主业方向迈出一小步的资本运作。和中植的“微型资本帝国”相比，格局要小很多。总之，中植集团的大旗算是竖起来了。中植集团的“植”字，颇有讲究。不少人望文生义，因为这个“植”字误以为解直锟是农林业出身，更有脑补解直锟是林业工人“种树起家”，纯属张冠李戴。解直锟的老本行是印刷，当过林业工人的是他哥哥解植春。解植春比解直锟年长3岁，走的是“工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仕途。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黑龙江省委、省府任职，后转入金融系统，长期在光大集团担任高管，2014年至2016年担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当年解直锟能在而立之年完成了工人、厂长、集团总经理的三级跳，是否借助了胞兄之力，不得而知。不过，2015年前后，中植系的巅峰时期，“中金公司总经理之弟”的确是解直锟的非正式称号之一。与同辈相比，解直锟的资本运作起点更高。虽然造纸一直挂在中植集团产业布局的显著位置上，但是圈内没人因此把中植系视作造纸企业。早在1997年，中植集团就在造纸以外增加了房地产作为“主导业务”。不过，解直锟并没有选择房地产作为主攻方，而是拥抱了更上游的金融产业。超前发育的东北金融2002年，中植集团正式入主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真正意义上的“中植系”元年。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本是一家国营金融机构，成立于1987年。中植入主前，这家公司除了一张信托牌照，几乎一无所有。解直锟看中的就是这张信托牌照。信托牌照号称“百亿牌照”，是按省级行政单位分配的稀缺资源。拥有信托牌照就意味着企业拥有了合法的自融渠道，这在动辄触碰“非法集资”红线的金融严监管环境下，是极其稀缺的行政许可资源。中植出资1.2亿，出资比例为36.92%。哈尔滨市国资委出资8000万，出资比例24.61%，成为第二大股东。中植集团花1.2亿元买到了金融俱乐部的VIP金卡，相当划算。1995年5000万创立中植集团，2001年1.2亿元收购信托牌照。解直锟迈向金融领域的每一步都投入了重金，此后干金融更是少不了钱。这“不差钱”的样子，似乎和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东北经济一片凋敝的印象很违和。其实，东北经济不行，并不意味着东北没有钱。钱是有的，还是计划经济-双轨制时代沉淀下来的“老钱”。计划经济时代的东三省是重工业基地，工业优势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蓬勃发展，钢铁煤炭石油化肥，样样都缺。再加上价格双轨制之下，政府牌价和市场价之间存在数倍、十数倍价差。全国的热钱涌入了东北，大部分都流进了大小国企的“小金库”。当年东北的热钱溢出已经到了让人咋舌的程度。八十年代初，全民炒君子兰之风从吉林长春蔓延东三省，进而蔓延全国。一盆君子兰在长春以14万的高价售出，成为奇闻。“万元户”已经是普通人财富顶点的时代，一盆花卖出了14万，比后来暴涨的房价更为离奇。炒君子兰的资金主力来自东北国企的小金库，那盆14万的天价君子兰就是卖给了哈尔滨买家。后来中央派员处置这一事件时，长春机械厂等东北国企也因小金库问题受到了公开查处。由此可见，东北国企的“小金库”并不小。双轨制的“小金库”经济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最后辉煌。随着全国其他地方高速发展的竞争，东北老国企很快陷入了泥沼。但是，这并不妨碍“小金库”沉淀为少数人手中的“老钱”。甚至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眼花缭乱的资产重组，加速了东北国企“小金库”化公为私的进程。随着东北大量国企的消失，半明半暗的“小金库”彻底埋进了深渊。因此，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时代的东北，是“穷庙富和尚”的典型，这是“北金融”超前特化的基础。双轨制、“小金库”并不是东北独有的。但是，和其他传统工业发达地区不同的是，缺乏外资吸引力、基础环境成本高等因素下，东北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失去了竞争优势，留不住这些“老钱”。东北不缺钱，缺的是产业，更确切的说是缺乏产业发展的环境。这也是“北金融”产业端不发达、纯玩资本运作的底色所在。1995年解直锟在伊春市收购不良资产打造迷你版的中植集团时，也有过本土实业发展的尝试。2001年拿到信托牌照后，也曾在东北其他地方寻找投资项目。但是，数年寻觅，并没有打开投资实业的方向。东北没留下“老钱”，却迎来了“热钱”再次涌入。2004年，随着“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铺开，来自中央财政和金融系统的大量资金再次涌入东北。中植集团也随之展开了一轮强劲的扩张，主攻方向是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项目遍布全国多地。留不住“老钱”的东北，也留不住新注入的热钱，最终也没留住中植。2006年4月，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称，省十届人大代表解植坤（伊春市）两次无故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取消代表资格。显然，解直锟和黑龙江的正式告别并不那么愉快。但这并不妨碍中植进京，更没有妨碍中植集团继续高歌猛进地杀入金融圈。房地产的金融资本运作中植系走出东北的第一桶金是房地产。但是，和房地产起家的东北老乡王健林打造万达不同的前台操作不同，早早拿到“百亿牌照”的中植系更偏重上游金融，藏身幕后资本运作。中植系以收购股权、合作开发的方式与房企展开资本合作。这种资本层面的合作，对房企而言有利有弊。偏重资本运作的中植通常扮演财务投资人的角色，不会过度介入企业经营。但是，中植的资金渠道是信托、私募，资金成本较高。所以，房企通常是在“渡难关”时引入中植资金。经典的案例是，中植斥资33.12亿元接盘中弘大厦烂尾项目、定增注资复活佳兆业，以及这几年中植核心企业中融信托和恒大之间的深度合作。也正因为偏重资本运作，中植的房地产行业的主要盈利来自资本市场。接盘中弘大厦，盘活中弘股份，中植是大赢家。定增佳兆业的“白马骑士”角色，中植的主要盈利也来自复活的佳兆业股价。中植不是土地资本玩家，而是金融资本的玩家。房地产只是这个万亿金融帝国的底层资产之一，资本运作的手法也远比房地产金融更为精彩。以小博大的野蛮生长通过二级市场定增，成为目标企业的主要财务投资人。注入资金或资产，拉高股价后变现获利，是中植系资本运作的基本模式，即所谓的“坐庄”、“市值管理”。中植系在这类资本运作中，通常也以财务投资人身份出现，不参与企业经营。因此，“中植系”也有“千年二股东”之称。“千年二股东”并不意味着中植是甘当绿叶的“善庄”。资本运作的关键节点上，中植毫不手软，敢于以小博大。这在保理、租赁等边缘业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14年前后，中植集中收购、创设了一批租赁业务平台。注入资金、客户资源，迅速做大这些平台的业务，估值水涨船高。然后，以重组方式把这些平台装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两年间，中植将旗下富嘉租赁、润兴租赁、庆汇租赁、中程租赁、丰汇租赁，分别筹划与康盛股份、宝塔石化、宝德股份、大名城、金洲慈航等上市公司进行重组。涉及金额将近200亿。一时之间，很多上市公司开启了跨界挺进金融的多元化模式。做新材料的搞起了保理，化工企业拓展租赁业务。外行看不懂，内行直摇头。毫不意外的是，这些极不自然的重组项目存在大量复杂的关联交易，甚至存在财务造假的嫌疑，区区十几万的盈利竟被放大为数百万。这当然不是正常资本运作的“PE+上市公司”，而是从股市快速吸血的套利模式，相当激进。并不是所有上市公司都愿意配合中植的资本游戏，但是被中植看上的上市公司很难“拒绝诱惑”。遇到不愿配合“资产重组游戏”的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强大的中植会从二级市场、债券市场等各个渠道“狙击”目标。开启狙击模式的中植可不是好说话的“千年二股东”、“善庄”，而是一击必中的资本大鳄——果断出手实控企业，迅速完成重组后快速套现退出。中植曾经创下实控三个月完成重大重组项目的极端记录，轰动一时。这种大开大阖、大胆激进的以小博大——

《如此打工30年》爆款，老无可依的农民工让人无比同情。打工一辈子，每个月就拿100多块钱的“退休金”，退无可退，只能生命不止、劳作不休。这样的晚景让人唏嘘。这的确是分配不公，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分配不公”的不是市场很多人应该听说过经济学“三次分配”理论。市场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分配结果是薪资收入为主的可支配收入；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提供再分配，即公共福利体系，社会慈善公益的第三次分配，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民间救助。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反市场回潮，“分配不公”是反市场的主要理由。反市场人士开出的药方是用税收财政的再分配，用以“纠正”市场的第一次分配。然而，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分配不公，恰恰是公共福利体系的再分配挖了大坑。农民工的收入偏低给社会留下了普遍印象，这的确是实情。但是，2005年后，随着中国出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低端劳动力”的薪酬持续上涨。2015年前后，农民工的薪酬水平已经达到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线。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月3300元，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为1218元。在疫情前，制造业用工难、用工贵受到普遍关注。“小白领”收入比不上农民工不算新闻。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蓝领岗位，薪资收入处于城镇居民收入的中上水平。尽管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可能还是偏低，但是与普通市民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与退休金的几十倍差距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在农民工进城潮的低收入时代，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也远没有退休金差距那么夸张。市场分配是供需关系决定的，而不是按照“市民”“农民”的身份分配的。工资报酬随行就市，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和普通市民的薪酬鸿沟基本被填平。农民工今天遇到的养老困境，并不是市场分配造成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城乡二元制造成的系统性困境。困在户籍身份中的农民工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公共福利不平等由来已久。今天农民没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更没有。这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农民都只是职业身份，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绑定公共福利分配的“户籍身份”。改开后的市场经济发展，撕开了城乡隔离的缺口。农民用脚投票，从赤贫的乡村涌入大城市。劳动力迁徙是市场现象，但户籍管理不归市场管，归政府管，所以人进来了，户籍进不来。当了工人，户籍身份却还是“农民”，才有了“农民工”的特色身份标签。人已经进城了，二元户籍制只剩下绑定公共福利分配的功能。这是一项对地方政府很“有用”的功能，因为涉及到财政资源分配。面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增加相应的福利财政开支。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上生老病死都管的公共福利，并没有真实的经济基础。我国长期把人口视为负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穷经济必然穷财政，普通市民的福利是纸上谈兵的“穷福利”。给教师、国企职工发工资都犯愁的，医疗报销、退休金拖欠更是普遍现象。城市主政者当然不愿意增加城市的户籍人口，乐得进城农民工“人户分离”，成了城里的“黑户”。城市是“穷福利”，农村则是“负福利”。农民没有公共福利，却要承担农业税费。农民缴纳的“三提五统”，甚至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在一些农业县，70％～80％的财政收入均来自农业税费。很多农业税费是按照户籍上的人头摊派的，留住户籍，就是留住税源。农村地方政府当然也不愿意放手。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进城潮，就成了人户分离的大潮。一边不想要，另一边也不想给，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就双方默契地长期保留下来。穷财政时代锱铢必较，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政状况改善而改变。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很多农业补贴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农村户籍人口从税源变成了财源，农村地方政府还是不愿意户籍迁出的逻辑没有变。转移支付的钱是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推行分税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强干弱枝，增强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因此，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的事责与财权不匹配，本地民生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优质税源归中央。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是转移支付的比重高。民生支出的财政压力之下，户籍捆绑的公共福利依然是地方政府财政的负担。1999年启动社保改革后，城市户籍准入的门槛依旧排除了农民工。今天老无可依、无休可退的农民工养老困境，就是这样造成的。户籍制度不是市场产业，城市户籍准入严苛也不是市场逻辑，而是财政资源分配的行政逻辑。流入农村的财政资金，没有分配给农民可能有人会说，既然钱从城里转移到了农村，那么社保就从农村地方财政口出呗。左口袋掏钱和右口袋掏钱不是一回事吗？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事并不是这么个事。如果转移支付直接以福利保障的形式发给农民，那就彻底成了“过手钱”，这对地方财政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要钱时打农村福利保障的农民牌，花钱时的逻辑就变成了“农民工进城了，给城市经济做了贡献，那就得城里养”。如果不看钱的流向，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于是，大量转移支付的钱花得离奇，用得离谱。首先是养衙门。再穷的地方都得配二三十套班子。钱从哪里来的？转移支付来的。其次是搞基建。人均年收入两三千的村民守着村里造价上千万的“最美乡村公路”，也不知作何感想。最后能剩下点，才能搞点百十来块钱的人头福利。这就是农村基层政府的户籍财政。公共资源自上而下分配，分配比例自然是就高不就低，台上一桌大餐，台下就是些面包屑。既然下有对策，上面为什么没有政策？有，但是滞后。这倒不是上面见事迟，而是行政系统是封闭的“内部人体系”。今天是别人的奶酪，明天就是我的蛋糕，下不去狠手。只要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钱花的出师有名，多荒唐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转移支付用以“振兴农村经”，看上去挺像回事。理论上讲，等农村经济振兴起来了，养几个退休农民工的福利水到渠成。因此，此前多轮“乡村振兴”，农民社保福利的优先度是靠后的。打农民牌要钱的，打农业牌、农村牌花钱的。然而，钱烧了一轮又一轮，每年数万亿的资金流向农村，理论上的农村经济振兴从未出现。城乡二元制不仅限制了农民的身份，而是限制了农村空间的一切。从土地到规划，再到种种行政规定，都和城市的市场经济隔离。除了种地，什么都干不了的农村当然是什么都发展不起来，谈何经济振兴？市场经济是要随行就市、因地制宜的高度灵活，需要资源高效配置的流动性，与铁板一块的农村格格不入。屏蔽了市场化改革的农村，当然没有经济发展空间。农村经济没搞起来，农村地区依然不能为户籍人口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所以过段时间，又来一轮——打农民牌要钱，振兴农村经济画饼，打农业牌、农村牌花钱。农村就这么成了资金的黑洞，完善农民的基本福利保障遥遥无期。农民工的人户分离，转化为财政上的人财分离，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就成了牺牲品。人进城，参与了城市经济，创造了经济红利转化为财政资源，财政资源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回了家乡，养活了家乡各级衙门，美化了家乡的环境，留给他们的却是区区几个小钱的“社会福利”。谁亏欠了中国的农民工？这个账是得好好算。他们打了一辈子工的发达地区大城市亏欠他们吗？大城市也觉得挺冤，两大三角洲的财政净上缴超过了本级财政，八成的转移支付都是哥几个出的，还说不尽力？“人财分离”的财政分配格局之下，农民工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缺的不是钱，而是钱没花到农民工头上。经济发达地区反哺农村的钱，是谁花掉的、怎么花掉的，需要真相。结语：今日我怜人，他日谁怜我？农民工的福利保障缺失，无休可退，城乡二元制是病根。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捆绑公共福利，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城乡二元制人为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政府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不是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办法，而是造成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直接原因。试图用财政再分配去“纠正”市场分配的“不平等”，只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是二次分配福利体系失效失能的典型，其他社会普通成员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行政分配按照身份等级分配，造成了社保资源分配的巨大等差。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增长遮百丑，低效浪费不公平的诸多弊端还不明显。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恶化，社保入不敷出是无法避免的。更可悲的是，为了实现二次分配，大量本该用于市场机制一次分配的资源流入了公共财政，严重影响经济效率，却没有预期的分配效果。中国的社保费率在全球都属于高水平的，职工个人和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占职工总收入的40%。与北欧高福利国家的45%，相差无几。如此高的代价，换来的不是高福利，而是社保基金连年告急、延迟退休已成定局的“虚福利”，这到底值得吗？是不是也要问问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今日我怜人，他日谁怜我？同情农民工，是五十步同情百步。不久的将来，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无休可退的困境。打破二次分配福利体系的迷信，才是改变分配不公的当务之急。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知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最近捅了个马蜂窝。他说把高分考生打晕了也不要读新闻专业，被两位新闻学教授发文回怼，闹得沸沸扬扬。不谈功利现实吗？张雪峰是搞考研辅导的，学生家长花了培训费，不是为了听励志演讲的，而是为了给孩子找个好饭碗的。所以，有的媒体批评张雪峰对新闻专业的大不敬，缺少理想、过于功利，大概率是装外宾，小概率是真外宾。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些年的“考研热”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压力逼出来的。既然是就业市场行情变化引起的经济现象，不谈功利谈什么呢？大谈理想的阳春白雪，实属离题万里。这不就是装外宾吗？在功利问题上，很多国人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吃顿自助餐撑个半死也要吃回本的极端功利主义面孔；另一张是耻谈功利、一谈钱就俗的理想主义面孔。这两张脸各有应用场景。凡是自己埋单的，锱铢必较。对别人评头论足，换上道貌岸然的理想主义面孔，唱唱高调。反正别人家孩子选错专业，又不要高贵的理想主义者埋单。换成了自家孩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哪一张脸是真的，不问自明。好在教授们比媒体学生们更接地气，并不回避就业问题。重庆大学的张小强教授自豪地介绍他的学生“进入政府的，主要在宣传部、网信办”,给出了新闻专业的就业方向。稍显遗憾的是，他没有给出就业率数据。如果新闻专业在“考公”上有优势，都能捧上财政铁饭碗，那会大大增加新闻专业的招生吸引力。至于张教授用新闻专业毕业生进宣传部、网信办证明专业对口，反而不太重要。这么高深的学术问题，他说啥是啥就好。这里给张教授提供个国际比较的素材，美国的传媒传播专业常年在文科的职业前途排行榜位列三甲，虽然美国没有宣传部、网信办，连官媒也没有，新闻专业日子居然还过得不错。足以证明，我们的新闻专业理论上讲是有独特的就业优势的。不过，理论和体感似乎有点脱节。国内的新闻学专业这些年的就业行情看上去确实不太好。曾经的就业主力传统媒体，衰弱肉眼可辨，关停裁员的消息时有耳闻，薪资报酬好像也没啥优势。至于新媒体行业，本身的发展环境不算好，且专业门槛不高，科班出身的优势有限。教授们提到的新闻专业另一就业方向——企业公共关系部门，情况也不乐观。很多企业正在度劫中欲仙欲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体感未必正确。“能文能武”的张小强教授们完全可以用数据的“硬科学”反驳张雪峰们。诸如新闻专业的一年就业率多少、三年就业率多少、行业平均薪酬等等，再和其他专业做个比较。几行数据比多少篇小作文都有说服力。各专业的就业相关数据，在国外是很容易查到的。国内似乎可能还是空白，张教授们是不是可以用新闻专业的“能文能武”特长做个调查统计，并大力传播一下以正视听？好像也不能吧。不管这场“网红VS教授”的结果如何，张雪峰还是应该感谢张教授们。如果张教授们搞的新闻能给考研家庭提供准确的就业指导信息，那么张雪峰就不会因为犀利点评专业走红网络，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粉丝去怼传播学教授的传播做得不咋地。客观而言，张教授们成就了张老师，也对得起张老师，却不太对得起继续信息传播的考研家庭。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太缺失了，才成就了野路子的张老师。我劝教授们想开一点，他们的新闻学专业是进退自如的专业。搞好了是自己的学术成就，搞不好是张老师们的就业机会。这世上能够做到败亦欣然的专业是不多的。还有好专业吗？张教授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张老师身上，有这闲工夫还不如花点时间研究下调查记者纷纷转行、记者在不少地方不受待见的学术问题……至于张雪峰，不值得教授们拿起专业批评的武器去针对。因为张老师虽然莽，却也不是有意和他们过不去。张老师行走江湖那么多年，喷过的专业不少。此前“劝退学医”事件，也曾引发热议。而且，张老师“狠”起来，连自己都喷——五六年前他曾高度评价的土木工程专业，最近明显降低了评价。作为考研辅导老师，他更关注学生的职业前途，随行就市对专业选择做出评价，无可厚非。比起他的避坑指南，我更关心他推荐热门专业。但是，很久没看到他热情洋溢、毫无保留地推荐什么专业了。职业前途有保障的好专业是越来越少了，高学历就业难也是近年来明显的经济体感。大厂的996消失了，真真假假的裁员消息隔三差五就来一个。房地产更是不用说了，豪华团建换成了集体团灭，倒霉的可不只是销售小哥，还有土木工程、财会金融、装修设计等等。相对而言，低学历人群转行更为灵活，售楼小哥吃完散伙饭直奔工厂打螺丝。工厂倒了，还可以送外卖。船小好调头，没那么多叽叽歪歪的顾虑。但是，高学历人群反而多了很多顾虑。脱不下长衫的情怀，其实是经济理性的情感化表达。个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的人力投资是沉没成本，花了那么多钱、损失了那么多时间，最后还是去跑外卖、开网约车，换谁都觉得冤。心情可以理解，现实却不会因为心情而改变。那么，还有没有好专业可选呢？这就需要逆向思维了。有砸饭碗风险统统拉黑，剩下的就是专业砸饭碗的白名单。虽然不多，但还有几个吧。环保肯定算一个，还有食品安全、税收相关等等，可以称之为监管衍生产业。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有就业前途的专业方向。监管业再发达，也不能盲目选择。因为这些专业的优势并不是传授神功秘籍，而是专业对口的权力。问题是，比起创造饭碗的无限可能，砸饭碗的权力是很有限。如果这些专业的学历不是敲开权力大门的敲门砖，那也没什么价值。再者，这些“砸饭碗”专业也未必能图个长远。毕竟饭碗有限，砸完了怎么办？这些为了“长远发展”设立的专业，短期还是要靠财政税收吃饭的，这是个问题。总之，就业是经济问题。只不过经济好的时候，就业从容，有了大谈情怀的余裕。今天看这个行业不顺眼，明天看那个行业不顺眼，赚钱的姿势统统不对，都要拿捏之。到了经济不好时，浮华散尽，方显饭碗的珍贵。饱汉不知饿汉愁的意气奋发，到头来饿汉竟然是自己。考研真是避风港吗？专业不好选，是因为选错的沉没成本太高。既然如此，还是考虑下到底要不要走考研这条路。考研热的起点，是误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认作教育红利。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企业成长迅速，高端人才稀缺是真实的市场需求，学历是“高端人才”的量化标准也是合理的。2007年前后，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学历的含金量不降反增，并不是高端人才的真实需求更大了，而是一轮泡沫化——人力资本也是资本，同样会出现价格虚高。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开始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用工单位为了体现公平竞争，提高了学历门槛。高中毕业就能胜任的岗位，招本科，本科岗位招硕博。这不是高端人才有多缺，而是敲门砖涨价了。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收缩性政策的效果远超预期，很多行业都被收缩了，学历敲门砖价格虚高的泡沫就被戳破了。中学教师非博士不招，公司前台本科起步，不是学历的身价水涨船高，而是就业的概率江河日下。成千上万的高学历人员竞争真实学历需求低的岗位时，学历实际上是贬值了。中学教师非博士不招，不是博士很值钱，而是教师岗位很值钱。因此，考研不再是延迟失业的避风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不要无谓地浪费无效的“躲避成本”，坦然面对现实吧。即便经济复苏真来了，也需要一个较长的修复周期。被收缩的行业不会原地满血复活，大伤元气的企业也不是说好就能好的。“高端人才”的真实市场需求不可高估。更何况，高学历真的“高端”吗？信息时代，知识正在迅速贬值，缺的是独立思考、高度自律的学习能力。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啥时候培养过这个？学生举报成风，老师战战兢兢，信息高度受限，怎么“高端”呢？所以，考研是该降温了。家里没矿的、天赋没异禀的，安心打螺丝、送外卖、开网约车是务实的选择。毕竟这些“低端就业”也不是无限供给的，先占个坑再说吧。不好意思，我好像无意间砸了下张雪峰老师的饭碗……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导读6月2日，赛格大道刊发了《C919诠释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一文。对此，后台有近百条留言参与讨论（很遗憾不能全部精选），并有读者写了商榷文，具体如下。作者从空客和波音的发展史切入，指出应避开欧美大型商用机发展过程中的雷区，并延伸了对新型举国体制的讨论。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立场。空客模式的两大挑战虽然欧美没有“举国体制”的提法，但是美欧两大民用航空器制造体系“波音VS空客”，都有政府强势介入、主导和推动的因素。尤其是欧洲空客，可以说是举全欧之力发展四十年的产物。类似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等新元素，都可以在欧洲空客项目中找到影子。空客的起点是1967年英法德三国政府推动的A300项目，填补美国中短程客机主力机型退役后留下的市场空白。虽然是和美国竞争，但是很多设计参照了美国机型，甚至A300早期版本的发动机和主控系统是DC10同款。1969年巴黎航空展，法国运输部部长Jean

按：给凤凰网评论“风声OPINION”写了一篇美债危机，也转自家朋友一阅。作者｜关不羽财经专栏作家5月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致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高级别议员称，宣称美国政府可能最早于6月1日出现史上首次债务违约，本轮“美债危机”正式爆发。美债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确切地说，这场“美债危机”应该称之为“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危机”。这要从美债的发行机制说起。发行美债涉及三个主要部门：国会参众两院、财政部和美联储。出面借钱的是财政部，借出的是美联储，国会负责财政部举债的上限。两院还有不同的分工，由众议院通过具体的方案后，交由参议院审议。因此，美国政府想要提高债务上限，就要和国会进行谈判。这既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角力，也是两党之间的博弈。美国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为目标；民主党更偏向“大政府”，更倾向于提高政府财政的公共支出，致力于社会福利等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而美债上限直接决定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就成了两党争锋的焦点。本轮美债上限危机，就是党派政治教科书式的表演。联邦政府由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中民主党略占优势，而众议院则是共和党掌控。因此，目前阻止拜登政府扩大美债上限的主要阻力来自众议院。众议院共和党人倒也不是非要阻止美债上限提高，而是把政府减支作为谈判筹码，就是“多借钱可以，但是政府就得少花钱”。这些都是美国政治的“传统节目”了，隔三差五就要来一回。自1960年以来，美国已经上调了78次债务上限，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这次之所以特别受关注，首先是因为美债上限已经处于高位。目前美债上经高达31.4万亿美元，而美国2022年的GDP为25.46万亿元，政府负债率达123.3%。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负债率仅次于日本的253%，更是高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80%的安全线一大截。确实惊悚，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忧虑。不喜欢政府高负债的民意，给了共和党人硬扛的底气，使得这次两党角力特别胶着。拖到了接近6月1日的最后临界点，可谓戏剧性十足。如果这场“美债上限危机”真的造成6月1日美债违约，升级为真正的“美债危机”，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美元的主要国际中心货币地位会把危机传导向全球金融体系。美债从上限危机到美债危机，可能性还不大二战后美元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成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很高的比例。美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资产。很多金融机构都会把持有美元转为美债，作为固定收益投资。各国央行、主权基金等大型基金，都是美债主要投资者。而这些金融机构又连接了各国的金融市场，乃至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美债任何异常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比如前段时间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美国商业银行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欧洲金融市场，“百年老店”瑞士信贷应声倒下。如果不是欧美金融体系联手干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这场游走在危机边缘的风波，就是美债快速升息引发的。仅仅是升息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可以想象如果6月1日美国政府真的“赖账”，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假如把硅谷银行破产风波比作一场雷暴雨，那么美债实质违约将是一场洪水。好在出现这一最坏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别看美国目前的府院之争、两党角力的场面分外热闹，长期形成的底线默契还是有的。归根结底，两党政治是“轮流坐庄”，砸烂美债信用的底线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算共和党人成功引发美债危机赢得下次总统大选，接管信用破产的联邦政府也是一件苦差事。到时候轮到共和党政府出面收拾金融危机的烂摊子，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更何况民意变化微妙莫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天美国民众支持共和党政客在美债上限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不意味着民众希望看到美债违约的最后结果。要知道美国养老基金是美债的最大持有者，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养老金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共和党真把“美债上限危机”搞成了“美债危机”，只会成为民众唾弃的责怪对象，而不是选战赢家。债务问题背后的政治理念分歧：大政府Vs.小政府？美国立国两百余年，也是两党政治运作的两百余年，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尽管近年来美国政治撕裂加剧，政争大戏连番上演，但是远没有图穷匕见的穷途末路。尤其是美债问题，可以说是美国两党政治的重要起点之一。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战争留给这个年轻的国家，高达5400万美元的国债，和十三州独立发币的混乱财政。此时美国政坛上，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为首的两大政治派系已经形成，双方在联邦政府权力大小、经济发展方向等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双方的分歧是美国两党政治的起点，很多议题甚至延续至今。当时的国债处理及其背后的财政问题，也是双方角力的焦点。1790年1月，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一项债务重组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发行新货币限制各州财权，增强联邦政府财力，从信用层面解决债务问题。这一方案和杰斐逊一向坚持的州权独立性无疑是冲突的，汉密尔顿深知没有杰斐逊的支持这一计划难以获得国会支持。他请华盛顿出面斡旋，最终和杰斐逊达成了妥协。汉密尔顿成功说服杰斐逊接受自己的债务重组方案，同时他也做出了重大妥协，承诺协助杰斐逊说服各州同意将永久首都设立在弗吉尼亚州。一场政治交易结束两场纷争，解决债务危机和首都选址两大难题的结果无疑是好的。这场美国建国之初的债务危机，对今天理解美国两党政治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后来的美国政治人物的平均水平、社会声望无法比肩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但是这些杰出先辈们开创的政治运行机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磨合，依然有效发挥着作用。两党政治难免无聊党争的困扰，但是在美债问题这样的重大议题上，历史上就多次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一战、二战的“战争国债”，更关系到是战是和的重大抉择，两党终究还是经过协商达成了一致。这次的债务上限争议虽然很激烈，但是实际上只涉及1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提高，实质意义有限，没有理由认为两党会为这点钱会掀桌子。美国的党争不乏戏剧性，靠选战吃饭的政客乐于以立场鲜明的夸张表演争取“铁票”。这种政治生态确实会带来作秀的恶果，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党派政治与无底线的政治恶斗划上等号。此次政治纷争或有过度作秀之嫌，却也有着引发民众关注政府财政问题的正面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国会对国债上限的立法程序限制，没有议员们公开的唇枪舌剑，美国国债早就失控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无从谈起。即使来自国会的制约不尽合理，党派纷争的政治秀并不好看，但是有制约终归比没有制约要好。负债率远超安全线，为何还不爆发经济危机？美债的真正危机因素并非国会里唇枪舌剑的政治纷争，而是美国政府负债率过高的经济问题。毕竟市场接受美债，是基于美债作为稳定优质的金融资产属性。如果美国政府的负债率高到失去市场信用的程度，纵使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再世，也无力挽救。在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凌驾市场之上。就目前而言，美国政府突破120%的负债率远超IMF给出的80%安全线，拉响了警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危机会立刻爆发。到底政府负债率达到多少会引发债务危机爆发，没有经济学家可以给出标准答案。政府负债率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债务危机爆发还涉及该国的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经济运行质量等等复杂因素，因此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美国目前的企业负债率、居民负债率不高，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高度发达保证了经济质量，这些都是缓冲债务风险的有利因素。加之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殊地位，进一步扩大了缓冲空间。目前看来，美债还有腾挪的空间，短期内爆发美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即便危机“含而不发”，美国经济依然会为过高的政府负债率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再大的缓冲空间也会迅速消耗殆尽。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社会围绕控制债务上限的争议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编辑｜刘军

目前城投债风险爆发的紧迫程度，李稻葵提出“把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债转到中央来，由国债发”，很可能是最不坏的方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的广义政府债规模已经超过了全国的GDP，多地城投债、国企债“雷声”滚滚，引发了如何化解这一庞大的债务风险，有很多争论。5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发声了。在当天举行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演讲中提出：完全靠地方财政以及地方国有企业的盈利，已经不足以覆盖还利息的成本，还不要说还本，这是不可持续的。他建议，开启一个地方债重组的大的项目，类似于20年前搞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债务重组。大的方向是“给地方政府要建立新的规矩，以后发债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同时，把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债转到中央来，由国债发。”这一次，李稻葵说对了。地方债到底规模多大？讨论地方债的风险化解，就要直面风险，首先要了解地方债的规模。目前大众的目光集中于城投债，其实广义地方债的规模达到了100万亿以上。下面算个细账。广义地方债大致可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即显性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一般性债务和专项债。这类债务要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地方政府明确担保，有刚性兑付义务。政府债的情况是比较公开透明的，今年年初时总规模为35万亿。第二部分就是城投债，“隐形地方债”。之所以是“隐形”的，就是因为名义上这是城投以市场化方式融资的“准市场债”，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城投企业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默认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隐形担保。根据发债渠道不同，又分为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的标准债和私募投资机构为主的非标债。后者的发行程序门槛更低，风险也更大。城投债的发行渠道分散，规模约为65万亿。第三类是由地方政府关联担保产生的表外地方隐性其他债务。这类的情况比较复杂模糊，很难窥其全貌。按地方直接债务10%-30%推测算，总规模至少达到15万亿。广义地方债规模达到了100万亿以上，再加上中央政府名下的国债托管余额24.3万亿元，中国广义政府债规模达到了GDP的100%以上。广义地方债是国债的4倍有余，是中国广义政府债的主体。此外，还有两类地方性债务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家底息息相关。第一类是具有“类政府债”属性的地方行政事业性负债，2021年数据显示9.9万亿。第二类是地方国企（非金融类）负债，2021年为129.6万亿元——同年，央企的负债总额为68.3万亿，全国民企的负债总额为54.2万亿。地方财政和地方国企，都指望不上这种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自力偿债可能性有多大？答案是可能性很小。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取决于偿债能力，但是审评程序最严、应该严格按照地方财政收入决定举债规模的显性地方债，就出现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债务负担不成比例的严重倒挂。上图显示，越是地方经济薄弱、财政收入低的地方政府，显性地方债的负担越重，系统性倒挂。上海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的“三好学生”——财政收入好、土地财政依赖度低，显性地方债的负债率73%，也是全国最低的。江苏以99%，排在上海之后，其余省级政府的负债率均为100%以上，其中9省市在200%以上，6省市达到了300%以上。最夸张的是倒数三位的青海、吉林和黑龙江，显性地方债的负债率达到了500%以上。显性地方债是要实打实刚性兑付的，三、五年广义财政收入都填不满这个坑的地方政府，还有财政余力去偿还城投债吗？地方财政的偿债能力薄弱，把偿债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国企也不行。地方国企139万亿以上的总债务，比地方政府还要大好几圈，能不爆雷就不错了。实际上，2020年城投债的“雷”还隐而未发，地方国企河南永城煤电债务违约就在债市引发连锁反应。这几年地方国企爆雷的并不少，老牌车企龙头、千亿级地产巨头、家里有矿的资源型企业、搞景区开发的国资控股等等，五花八门。地方国企中，茅台这样能打的能有多少？通过国企改革提升利润的，就算能做到，也是缓不济急。仍以上海为例，2022年上海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95亿元，增长11.4%，表现还是不错的。以上海雄厚的地方国企实力，地方财政贡献也就这仨瓜俩枣，在万亿的广义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到2%。而且，财政核算的结论也不过是国有经营预算实现收支平衡。再怎么提高利润，又能增收多少呢？地方国企的普遍状况是，上游垄断优势比不过央企，下游竞争比不过民企。少数有上游垄断优势且经营状况还不错的资源型企业，也不能靠提价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否则下游的企业更没法过日子了。因此，能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出力的地方企业很有限，不能作为普遍方案。因此，李稻葵提出“今天完全靠地方财政以及地方国有企业的盈利，已经不足以覆盖还利息的成本，还不要说还本，这是不可持续的”，并非夸张。实事求是地说，很多地方政府的自力偿债能力，保证显性债务的刚性兑付都很艰难，不可能为城投债、表外债兜底。

没有好消息的时代，都是娱乐圈的好时代。吃瓜免费，成本很低。再大的腕儿也可以骂个痛快，风险很小。既然宗教不再是穷人的鸦片，娱乐圈就成了生活的镇痛剂。但是，镇痛剂吃多了有成瘾性，娱乐圈的烂事看多了，也会产生幻觉。频繁登上热搜的大瓜，已经无聊到荒唐的程度。张继科事件就是一例。这是一个陈年旧案，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已经走了司法程序，如果当事人觉得有必要，可以继续走下去。司法之外的都属于私事，看了个寂寞。景女士没有追究张继科泄露艳照的责任，总有她的道理？以景女士丰富多彩的经历，岂是随便让人拿捏的？何须别人打抱不平。男主张继科，不是什么好人，从来都不是秘密，毫无新意。无需情史如麻、疑似滥赌、泄露艳照的剧情高潮，只凭当年打急了砸场子，打输了拒绝握手，已经够看的了。两边的粉丝，都是太入戏的疯魔。我很尊敬的一位大姐说：“哥哥好脆弱啊，姐姐被情伤啊，粉丝们吃着十块钱的酸辣粉，为明星担忧，也是搞笑”，精准。至于李微敖掺和这种事，只说明中国新闻行业已经萎缩到了犄角旮旯。这种程度的娱乐新闻，只有娱乐罢了。对李诛心网暴是吃饱了撑的，为他点赞也是猪油闷心。总之，娱乐圈就是这么个生态，里里外外都别装不谙世事的清纯。张继科们的烂事，不值得花大把时间去关注。互联网时代发展出了“眼球经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有其经济价值，应该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吃瓜群众充当起净化娱乐圈的道德警察，无非是给挥霍自己的“眼球”找了一个假大空的理由。娱乐圈“干净”不了，糜烂是声色事人的职业病，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娱乐行业的特点是入行早、保质期短、高风险，注定不是白莲花盛开的净土。一群少男少女，早早在封闭的职业圈子里特化训练，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别人还少不知事的时候，他们却要面对残酷的竞争与淘汰——要么赚够一辈子的钱，要么赚不到钱。成功者赢家通吃鲜花掌声，失败者沦为陪练龙套的小透明。一入声色，欲海无边。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如此极端的环境，要他们三观正、情操高，是强人所难。因此，这样的高危职业要打上特殊的标签。“伎为贱业”，是职业歧视，却也是职业保护。“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是骂人的话，也是降低大众预期。戏里戏外都是个乐子，观众别太当真。拿着主流社会的道德标杆去衡量，纯属闲的蛋疼。打球打得好，不会让人品更好。演戏演得棒，不会让心性更纯洁。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哪个正常的成年人不明白，于是“带坏孩子”又成了道德警察们理直气壮的理由。其实，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养不教，父之过”，不是小明星之过。当爹妈的有在网上骂骂咧咧的闲情雅致，还不如早早给孩子们普及点常识，多花点心思关心下孩子的兴趣爱好。想要孩子活在蒸馏水里，是不切实际的。总怕娱乐明星带坏孩子，那就早点让孩子们知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真相，而不是强行加戏“艺术家”道德楷模的幻想。是幻想，最终免不了幻灭。更何况我们的虎爸虎妈，只关心分数绞肉机的胜负，却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全。考得好不好是你家的事，如何适应社会难道是别人家的事？正确打开歧视链，是人生的重要一课。正常的歧视保持了适当的距离，明确了主流和边缘的界限。大众轻松娱乐，贵圈轻松生活，免得戏里戏外分不清楚。然而，平等成了绝对政治正确，歧视成了禁忌。每个人都要带上面具，扮演正确的平等主义者。一来二去的，声色事人竟也成了高尚的行业。于是乎，对娱乐圈的互联网精神分裂大爆发。无事，则人均尼尔.波兹曼的痛心疾首；有事，却要拿出指点江山的洪荒之力去指点裤裆。娱乐圈的多事，恰是主流社会的镜像——这边有多虚伪，那边就有多热闹。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马云归来，无疑是提振经济信心的一大利好，主流舆论反应积极。马老师隐退江湖一年多，也是江湖多事的一年。互联网科技领域，ChatGPT横空出世、中美互联网产业的差距拉大，让人感慨。随着疫情结束，中国经济再出发，也让人牵肠挂肚。识途的老马归来，正逢其时。但是，仅仅是马云归来还不够，鲁迅问过“娜拉出走之后”，现在也该思考“马云归来之后”。毕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恍如隔世，生意确实是难做了起来。阿里能否再次辉煌，民营企业家们能否重拾信心，恐怕马老师也不能打包票。时代的风起云涌，吹散了一桌的拼图，马云是其中的一块，却不是全部。中国经济需要马云，更需要容得下马云的舆论环境。前几年“捶大厂”、“挂路灯”甚嚣尘上，何其荒唐。互联网舆论陷入了一种反向评价的怪圈，越是干得出色的越挨骂，越是干得磕碜的越有理。中国互联网产业无论是经济贡献，还是科技成就，在诸多产业部门中都是优等生。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仅次于美国，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但是，近些年来这个行业却变成了挨骂最多的行业，一些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找茬。比如，基础科技有短板，花了国家大把科研经费干不出成绩的不挨骂，靠政策圈钱买地的伪科技企业不挨骂，骂互联网企业不硬核。养猪场偷饲料，把猪养瘦了，怪肉联厂杀猪不勤快？再如，互联网金融区区2万来亿的盘子，在四大行百万亿计的庞大规模面前，说是小蚂蚁都勉强，却被某些人夸大为威胁金融安全，非灭不可……舆论评价是重要的社会激励机制。显然前几年的互联网舆论是负激励的狂热荒诞。干的越多、干的越好，就越危险，亲者痛、仇者快。中国互联网企业和企业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显然，“捶大厂”、“吊路灯”的杀之后快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木秀于林风必催之”的魔怔。不及时制止这种风气，马云归来又如何呢？发展势头迅速的产业总是伴随着争议，因为活跃的市场博弈会在舆论场更多呈现。其中以就业市场的劳资博弈最为明显。员工总希望收入高些、工作轻松些，老板当然想人力成本低些、工作效率高些。不同立场不同的追求。这种天然的矛盾延伸到舆论场上，本属正常。但是，博弈关系被激化为搏命关系就不正常来了。996可能不是福报，但互联网大厂确实是高薪岗位、高学历人才就业的制造器。月入三五千的吃瓜群众，为月入三五万的喊打喊杀，纯属闲的蛋疼。舆论场上把博弈搞成了搏命，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观念不够稳固。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经济的机制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日用而不知”。加之一些错误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时之间难以改变。社会大众没有意识到，对企业家喊打喊杀的嘴炮，却是冲着自己的饭碗来的。社会大众的无心之过，却成了少数人流量生意的韭菜园，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司马南之流“口力劳动者”的流量生意，不把水搅浑怎么行？马老师回来，司马大师的反应相当微妙。“进派出所”的咬牙切齿，换成了“气色不错”的阴阳怪气。一面删视频欲盖弥彰，一面还是忍不住敲打刚归国的马云“前后眼都要长”。马云回来了，向前看了；中国舆论点赞欢迎，也向前看了。司马南却念念不忘“长后眼”，是什么意思？细思极恐。不管司马南打的是什么主意，再也不能让中国企业家防弹背心反着穿。天天防着背刺的提心吊胆，纵然是归来的马云，也难做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二十年后的某个早晨，我在盥洗室洗漱时回忆着美好的青春，对“文心X言X代智能系统”的镜子发出了灵魂之问，“文心文心，谁最美？”。心中早有答案，必须是青霞姐。镜子闪烁了0.3秒，给出了一张浓眉大眼好青年的玉照。这是谁啊？哦，李老师。回过神来，感觉不对啊。我都老得满脸褶子了，李老师还是鲜肉状？哦，录播的……——2023年3月16日文心一言产品发布会感想01这是一场内容很丰富的产品发布会。通过这场发布会，我们可以学习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了解应用前景，展望AI技术带来的巨大变革。很多张制作朴素的PPT，林林总总、面面俱到。除了没有产品实操，别的都有了。现场的产品发布会还没结束，网评大会已经在互联网上开幕了。段子与爆料齐飞，玩梗与黑历史共舞。不知李彦宏此时，是怎样的心情。唯一刺激心脏的是，百度的股价应声而落。靠着同业逆水不退则进的如有神助，刚回“BAT”头部时代没几天，却因为这场没有产品实操的“产品发布会”摇摇欲坠，情何以堪？图/网络百度这次被群嘲不冤。“对标ChatGPT”的大旗挥舞得烈烈生风，市场预期拉满，都盼着你葫芦里掏出个九转金丹，拿出来的却是“药物使用说明书”一张，失望是肯定的。这是一场公关危机，在中国很常见，百度尤甚。百度上一次成功的公关，可能要追溯到20多年前——2000年1月1日，百度在中关村诞生，硅谷归国的李彦宏意气风发。20多年后的这场产品发布会上，撰稿人“全球大厂第一个发布类ChatGPT产品……”的自我表扬，让人笑而不语。文心一言还没推出，就搞得口碑走低，输的肯定不是产品。02这场仓促的产品发布会，背后是一次仓促的商业决策。《科创板日报》记者从接近百度的人士了解到，其实包括百度内部包括技术团队对于这么快推出文心一言，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看到ChatGPT推出后带来的轰动与商机的李彦宏，坚持要求火速推进并尽快推出，并亲自领军和监控项目进展。对于为何要加快发布文心一言，李彦宏的说法是，因为市场有需求。百度的很多产品，从搜索到智能云，再到自动驾驶，到小度，大家都有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客户需要，合作伙伴需要，从我们承认文心一言的存在到现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有超过650家合作伙伴宣布加入文心一言生态，大家都希望能早一点用上最新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百度管理层应该反思自己的操之过切。“有需要”“希望早一点用上”，都没有错。但是，这些都不是仓促发布的理由。很多人对上火星有需要，马斯克肯定希望早一点上，就可以塞三五个不要命的重型火箭，奔着火星出发吗？“我想要”和“我能做到”是两回事，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笔杆子大话连篇，企业掌门人可不能这么干。“亲自领军”再加亲自监控项目进程，只会让看得清真相的旁观者望而却步，并不明智。图/图虫创意平心而论，李彦宏是中国大厂掌门人中最有技术底蕴的，也是最有技术追求的。这些年，百度确实在前沿科技领域做出不少成绩。但是，效果如何，有目共睹。云储存起步很早，不温不火；自动驾驶用力最猛，却被主流车企挡在门外，境遇很尴尬。每一次风风火火，最差的是一地鸡毛，最好也不过高不成低不就。百度的科技创新追求是热烈的、真诚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反复失望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太大了。这次轮到了生成式AI，挑战ChatGPT是一次逆风翻盘的冒险，开局又开成了这个样子……真替度娘捏把汗。03说句公道话，产品发布会失败，不等于产品失败。文心一言好不好用，和PPT做得好不好、笔杆子写得好不好，没有关系。没有试用之前，不能率意判断。应该给文心一言机会。但是，生成式AI的属性而言，百度可能挑错了赛道。算力、算法都不是问题，硬件技术的短板迟早总能跟上。3月16日不行，那就12月16日。2023年不行，还有2024年。时间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生成式AI需要开放的、竞争性的技术环境。正如百度搜索的技术起点并不低，搜索技术在今天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高科技。然而，同为“全球大厂”，百度的球是乒乓球，谷歌的球是地球。科技创新发展的规律，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深层次的差异会让同一起跑线的选手渐行渐远。百度深耕生成式AI的“十年磨一剑”多半不假，即将推出的文心一言也许不会让人那么失望，但是这一技术领域的天花板注定不会太高。这不是百度的错，虽然百度多半会背这口锅。科技发展需要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光有雄心壮志是不行的。比如胡锡进老师，在群嘲文心一言的网络舆论中逆行，一口一个“中国的孩子”，一片诚意天地可鉴。然而，老胡不懂互联网科技，一片痴心的文不对题。图/网络什么“文心一言成为了ChatGPT在全球第一个实质性的追赶和竞争者”，谷哥笑而不语，脸叔一脸懵圈。什么“欧洲、日韩形不成竞争力”，老胡误以为今天还是坚船利炮的帝国争霸时代，却不知道未来的通用AI技术必然是跨国合作与技术交流的成果。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是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十大股东中有美国大厂也有德国工业软件巨头。欧盟日韩不是傻子，打不过就加入的道理是能想明白的。高科技发展早已不是闭门造车的自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体系。老胡只说对一点，“文心一言像ChatGPT一样有学习能力”。但他可能没注意到，同样的学习能力学不一样东西，培养出不同“孩子”。我支持老胡的立场，应该给百度和文心一言证明自己的机会，但是预期还是调低一点好。我想着青霞姐，它给我PPT，也得忍。不忍怎么办？有得挑吗？用了度娘二十载，它还在“梦里寻他千百度”。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孔乙己文学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共情，自称“当代孔乙己”蔚然成风。央视网发文，给了好大一碗鸡汤，没想到“当代孔乙己”们不领情，又闹出一场风波。悲情，而又滑稽。“家里花了那么多钱”，关别人什么事？自打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媚青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动辄“他们还是孩子”，堵住了很多该说的话。18岁法定成年，到20挂零了还是“孩子”，甚至30来岁了继续“孩子”，咄咄怪事。央视这次哄“孩子”吃瘪，算是一个教训。该讲道理的就要讲清楚，哄是哄不好的。哪怕句句扎心，也要说出实话。很多“孩子”说，家里花了那么多钱，就要是为了让我进工厂打螺丝的吗？悲情可以理解，但是道理还是要讲的。“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是人力投资的成本，“孩子”们想当然地认为高成本就该获得高回报。这就是不讲道理了。成本直接影响卖方出价的首要考虑，但不是市场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供需关系，而不是成本。买卖是有买有卖，交易资源，卖家可以根据成本定价，买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度还价。供大于求，定价权就偏向买方，就是所谓“买方市场”。反之，则是卖方市场。比如房市，卖家“掏空六个钱包”买房的悲情，能阻止房价下跌吗？就业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拿着“敲门砖”的多了，“门”少了，再强调“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也改变不了什么。这就是“孩子们”要想明白的道理。想明白了，就不要胡乱砸“门”。砸“门”一时爽，拔砖心茫然“敲门砖”供给过剩，不是“孩子”们的错。高校持续十多年的大规模扩招，不是“孩子”们决定的。但是，“门”少了，“孩子”们是有贡献的。前几年动不动挂路灯、捶大厂的舆论风潮，年轻人是绝对主力。如今沦落到自称“当代孔乙己”，还念念不忘“资本家压榨”。砸“门”一时爽，如今无“门”可敲入，能怪谁呢？“当代孔乙己”多少是有些咎由自取的。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有点市场意识的就该知道，要就业市场更偏向一些卖方，就得让买家多一点、竞争激烈一点。高端就业、低端就业都是如此。前些年制造业抢农民工，大厂抢程序员，不是当年的“资本家”比今天要善良，而是供需关系决定的卖方市场。外资被“孩子们”的仇外排外吓退了，民企被“挂路灯”吓怕了，还指望“敲门砖”能敲开啥？砸别人饭碗不心疼，却不知道自己的饭碗也被砸了。这些年，“孩子”们声讨了多少行业，洁癖式的正义感到处找茬。明明自己是二次元“绅士”，看夜总会不顺眼。明明都想着拿911敲开“人生赢家”的大门，对教培喊打喊杀。到处踩一脚，灭之后快。这让人怎么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要自己有个安稳饭碗，怎么就不肯给别人一个安稳饭碗呢？是“好孩子”没错，却是糟糕的成年人。不管多糟糕，成年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求仁得仁，砖多门少的好日子来了。没有大伯、做不了周公子的“孩子们”，抱着键盘、拿着“敲门砖”，看着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四顾茫然。“当代孔乙己”的悲情，好歹还有央视网给碗高级鸡汤。那些失落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又该找谁诉苦呢？自比孔乙己，却比阿Q不如坦率说，就算“门”再多一点，这两年走出校园的“孩子们”也未必配得上“门”。“孩子们”的出厂配置有“硬伤”，也有“内伤”。“硬伤”是这几年的教育质量。疫情让校园缩小成了宿舍，课堂搬到了云上。本来很多高校、很多专业就是大扩招急就出来的将就，再这么“云上”几年，到底教出个啥来，谁有把握？比“硬伤”更让人不放心的是“内伤”。缺少起码的宽容和讲理的耐心，动辄举报，害人不眨眼的心性让人望而却步。“当代孔乙己”是悲情，但是把自己变得不如阿Q就不应该了。阿Q一辈子，除了对吴妈的精虫上脑，总体上还是善良的。看不惯假洋鬼子，骂几句就算了，并不向朝廷揭发私剪辫子；和王胡、小D打架吃亏，也不找里长给自己撑腰；自欺欺人地“在假想中胜敌”，并不逼着小尼姑认同。阿Q虽然卑贱，却没有算计人、害人的坏心眼。如果不是那次酒壮色胆的冲动，他在鲁镇的日子应该还能安稳很长一段日子。结局未必大好，却也正常。他确实不识字，更不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就业能力本属有限，并无奢望。比起一些“孩子”们轻易算计人、害人的心性，Q哥简直算是道德楷模了。相信这些不如阿Q的只是一小撮，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事并不少见。更何况，是锅剩粥……走出校园后，才感受到真实社会的寒风习习。并不是因为校园真是什么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在媚青氛围下的拒绝成年。哪怕是那些害人的算计，也是如此幼稚不堪，真遇到老奸巨猾的只会更吃亏。拒绝成年，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真实的世界没有廉价的鸡汤，“当代孔乙己”并不活在小说里。一餐一饮当思出处，很多常识还得补上。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场招聘会火了，因为，在招聘会现场，有多家餐饮公司、酒店在招聘服务员、传菜生、洗碗工、前台接待等，而薪酬最低的只有2000元。很多网友感叹“学历贬值”，不胜唏嘘。随即官方解释，这是政府组织的大型招聘活动，“学校仅提供场地”有很多“社会人员”参加云云。言下之意，都能理解。然而，这是“2023‘郑’聚英才职等你来”郑州市人才招聘进校园活动的首场。对“社会人员”开放是真的，校方提供场地也是真的，网友口中的“学历贬值”还是真的。可以理解官方解释“模糊处理”的苦衷，但这并不能改变大学生就业“下沉”的现实。二十年扩招，学历是不值钱了“下沉”是必然的，而且早有端倪。先是高职不高、大专不大；很快就是三本非本，后来索性取消了；再后来连二本也不怎么“本”。轮到“一本”不过是时间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就是一本高校，洗碗工、收银员的“人才招聘”不是也进校园了吗？经历了二十年的大学扩招，“学历贬值”并不意外。2000年，中国高校应届生人数为100.9万人。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了800万人。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了1000万，是2000年的10倍。学历稀缺性大幅下降。而且，2022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仅为800万左右。随着人口拐点到来，这一数字还会下降。按照目前中国高校的“学历产能”，新增就业人口“人均大学生”并不遥远。还谈何稀缺性呢？“缺乏高学历人才”是想当然的误解多年来中国社会“缺乏高学历人才”的说法在国内非常普遍，但是其中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没有注意到学历人口占比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2.2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5%，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这一巨大差距成为“大力推动高校扩招”的口实。然而，扩招派“忽视”了中国高学历人口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很极端。80、90、00世代的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40%左右，这三代人总人数4亿，已经是7亿就业人口中的主力。随着代际更迭，更年轻、学历普遍更高的年轻世代加入就业市场，中国就业人口年龄段的学历含量将会很快达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高学历人才的缺口即便存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第二个误区则是高估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但是，我们的产业升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对学历提高的要求也很有限。比如占就业人口20%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时间仅为11.4年，相当于高中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占比15%左右，与十年前相比仅增涨了5%。而这十年间，高校应届毕业生增加了一倍。作为就业主力的制造业，对高学历人员的需求增长是很有限的。高学历就业集中的行业也没有预期中保持高增长。本科占比50%以上的行业依次为教育（73%）、信息技术（71%）、科研技术服务业（64%）、公共管理（63%）、医疗卫生（61%）、金融（59%）和文娱产业（57%）。教育、信息技术、金融和文娱产业近年来受到产业政策影响，增长乏力，就业机会大量消失。传统产业没有如预期的转型升级，高学历就需求的增长有限。而新兴产业发展迟滞，需求萎缩。供给激增，需求疲软，学历贬值势所必然。其实，无需2000元招一本学历当洗碗工的耸人听闻，高学历的“就业市场下沉”早已悄然发生。比如，根据总工会的统计，网约车司机中38%是大专以上学历。在不久的将来，大学生送外卖也不会是什么新闻。学历贬值既成事实，个人、家庭和社会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个人和家庭，要面对现实做出调整形势比人强，不能改变现实，只能改变自己。高校应届毕业生要调低就业预期。不要因为一张文凭，减少了生计的选择。大专以上学历呈现普及化的趋势，各行各业的学历结构水涨船高是必然的。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比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大专以上学历占比36%左右，大学生加入制造业蓝领大军很寻常。因此，就业太“端着”，那就只能失业。没有收入来源，还不是失业最大的危害。长期失业导致劳动习惯丧失、社会关系匮乏，才是自身劳动价值最大的贬值。家庭应该重新规划教育投入。贬值的学历是不是值得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去争取，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寒门出贵子”、“高考改变命运”等励志鸡汤，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成了迷魂汤。与其耗尽家庭资源、牺牲孩子的童年去换一张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文凭，还不如因材施教，该学手艺的学手艺，该打工的打工。继续盲目的学历信仰和铁饭碗崇拜，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铁饭碗不够也不铁，发展民营经济才是正解引导社会正视就业市场现实，政府应该调整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产业政策方面，与其消耗有限的财政资源搞公务员、国企扩招，还不如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创造真正的有效就业。“考公热”、“国企热”误导了大众的就业观念，误把“财政铁饭碗”作为就业追求。实际上，中国80%的就业岗位是民营企业创造的。现实是，财政吃紧，“铁饭碗”现在是不够，将来是不“铁”。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从2016年的5000万，激增到如今的8000万，人力成本支出占总税收的40%。经济运行不堪重负，“铁饭碗”不主动“瘦身”，也会被动“瘦身”。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债发工资、拖欠工资，甚至变相集资，都是“铁饭碗”不稳的征兆。继续扩招，把学历门槛拉得畸高，不是促进就业，而是饮鸩止渴。很大程度上，中国就业市场今天的困难局面，是歧视民营企业的后果，也包括学历歧视和学历贬值同时加剧的怪圈。正因为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不稳定，所以“饭碗”才不稳。高学历就业集中的民营部门这几年受到了产业政策的冲击，导致岗位流失，加速了“学历贬值”。大量应届毕业生因此不得不挤入“考公大军”，导致学历门槛的大幅提升，造成了普遍的学历歧视。这就制造了中国就业市场的恶性循环。一面是“铁饭碗”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另一面是抢不到“铁饭碗”的高学历就业困难，学历歧视和学历贬值就是这样矛盾而统一地搅乱了中国社会的教育观念和就业观念。民营经济的风吹草动，传递到就业市场就是十二级台风。教培业卒，百万失业大军与昔日的学生抢饭碗。互联网产业被捶，大量优质就业机会消失，消费、投资、就业连锁受损。文娱产业萧条，横店临时工的盒饭没着落了。“产业升级”等等的宏大理想，不应该牺牲普通人的饭碗为代价。牺牲了这些卑微的饭碗，只会让“星辰大海”越来越遥不可及。越抑制民营经济，就越难实现充分就业。就业矛盾突出，政府不得不增设岗位以应对。财政压力激增、经济运行效率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营商环境，民营企业的日子就越难过。不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就业市场的景气是很难期待的。财政统统养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要指望学历作为“铁饭碗”的兑换券。高学历不再是就业的保障，而是正确预期的心理负担。因为拿了一张文凭，减少了很多生计的选择，很不值得。2000元起薪又如何？咬牙也要活下去。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最近舆论场的房市话题又多了起来。照例“罗生门”式的乱糟糟，真真假假、半真半假、难辨真假的各持一词。失真的房价信息《上海房价一周涨回三年前，中国房地产路在何方？》，是近期最热的一篇，引发了大面积的争议。一言以蔽之，炒作。这篇水文没有给出可靠的数据来源，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准确的数据来源。别说上海，全中国都没有。因为，公开的房价数据已经严重失真。一手房价格信息失真的原因是限价政策，官价代替了市场价格，很难反映市场的真实供需情况。尤其是一些房价疲软的三线以下城市，真正反映一手房价格变化的不是官价下调仨瓜俩枣，而是房地产商给出的明折暗扣。至于二手房价格，可谓是“法网愈繁，奸滑愈生”的典型。二手房交易不仅被各种政策限制，还有各种税费负担，因此价格上“玩花样”的现象很普遍。从挂牌到成交，公开的价格信息都有可能是某种目的做出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真实成交价，谁肯公开？而且，今年房市的基调是分化。不同经济基础、财政状况的城市之间分化已经很明显，大城市的内部板块之间的分化也在加速。因此，笼统说“某某城市房价大涨（跌）”没有什么意义。真正有购房需求的朋友想要了解房市价格，还是得靠脚——去目标区域多走、多看、多问，绝对不要被网络舆论的情绪带节奏。楼市在回暖，但不意味着要暴涨比起网络上的“虚拟房价”耸人听闻，公开的成交量信息要可靠一些。尤其是二手房成交量信息，更能反映所在城市、区域的房市真相。因为新盘成交量还有开发商为了“烘托气氛”的“技术处理”，二手房几乎没有这种操作。房市交易量的波段性变化是常态，影响交易量的因素很多。比如，公开信息显示，最近部分房地产热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比同期有大幅的增加，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地都有这样的报道。这当然是房市回暖的迹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房价又要烈火烹油暴涨了。这波回暖很大程度主要因为前两年疫情导致购房需求堆积——连出门看房都很难，怎么买房呢？还有部分原因是供给减少，楼盘停工的停工，推迟的推迟，市场有效供给减少了。如今疫情形势基本稳定了，积压的需求释放，供应恢复还有待时日。于是，新盘销售火爆，二手房交易量大增。这些都属于预料之争的恢复性增长。至于这波回暖能持续多久，不能率意下结论。房市复杂，以学区房为例还有一些特殊的外部因素造成相应的量价变化也值得注意，最典型的就是学区房。学区房交易本来就有很强的周期规律，每年九、十月都会有一波小高潮。孩子毕业了，学区房的使用价值消失了，变现换房是很自然的选择。当年所谓“金九银十”，就包括学区房交易量贡献。学区房的价格变化主要受教育政策影响，这和其他房产有很大的不同。这轮很多城市的学区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就是教师轮换政策的结果。教师轮换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公平”，讲白了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平均化。市场判断当然是学区房的教育资源价值下降，价格博弈的天平向买房倾斜。再加上学区房固有的周期性，卖家集中挂牌出售，放大了降价效应。学区房价格明显下跌的信息就很容易被捕捉。学区房价格变化因素特殊，和房市大盘变化趋势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目前看来，学区房大跌还未对所在城市的楼市大盘造成冲击。但是，市场活动并非纯粹的逻辑演绎，情绪的引爆和传递作用不可小觑。过去几轮房价上涨，学区房多次领涨。能没逻辑地领涨，当然也可能没逻辑地领跌。教师轮换制在全国推行后，保不齐一些城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因学区房价格下跌引发连锁反应。因此，学区房的量价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总之，房市变化是复杂的，影响因素很多，即便从网上获得了部分可靠的数据，也不能随意下结论。跟着舆论节奏走判断房市走向，十之八九掉沟里。这里顺便说一下，个人认为教师轮换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伤害有限。干预市场强行平均分配稀缺资源的努力，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稀缺。能平均分配的只有劣质，平均分配的过程就是效率下跌的劣化过程。所以，真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平均化，开除优秀教师可能更有效的，但这还是不够。因为教育资源的品质不是任何单一资源决定的，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优质生源乃至治校传统都发生重要的作用。也即是说，开除优秀老师也不能保证平均化，至少还要开除优秀学生、优秀校长……总之，教师轮换制对教育资源分配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大概率是轰轰烈烈一番后，“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当然，搞出更大的轰轰烈烈，那就另说了。保持冷静，关注微观言归正传，中国舆论场在房地产话题上的节奏跑偏可谓历史悠久，害人无数。2006年，多少牛刀老师的信徒拒不上车，后来哭死在厕所里？2018年左右，信了“三四线房市潜力大”的接盘侠们，现在又是何种心情？今年中国房市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微妙，照例又少不了各种表扬。印钞救楼市之类的胡话，开始冒头。“一周涨回三年前”的炒作，积极进场。后面还有一堆键盘侠，跃跃欲试。怎么办？保持冷静，关注微观。保持冷静，即不要抱有炒房发财的奢望。房价快速增长、普涨的本质是长期压抑的住房需求在经济高增长阶段的快速释放。时过境迁，还想在房市里赚快钱，那就先发明时光机器吧。投资和居住需求兼顾的理性购房，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居住需求的，不要轻易被诱惑。关注微观，不要迷信宏观政策，要关注微观经济表现。货币工具也好、政策工具也罢，最终都要在微观层面产生有效的经济动力才能发挥作用。购房决定实际上是一系列微观判断后的结果，目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经济指标的评估，自身收入增长预期，等等。再怎么“放水”，“水”不能流到购房者的腰包里，不能导入区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高，也推不动房市。反之，宜居宜业、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的优秀城市，也不会轻易被“宏观”打倒。相信微观经济的“体感”，可以避免很多坑。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每到中美关系的微妙时刻，总会有一些“巧合”发生。最近的“流浪气球”事件就是如此。气球可以失控，但是中美外交不可以失控。“一切责任”的锅好甩，中美关系破裂、走向脱钩的后果可不好承受。01“流浪气球”事件发生后，一开始国内舆论很冷淡，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什么“大题小做”、“借题发挥”、“美方没有击落气球的能力”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出自一些知名外交关系专家之口，着实让人诧异。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稍微了解一点国际法的都应该知道。不懂国际法的，想象一下同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舆论会是怎样的反应，外交部门又会如何表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的同理心缺失，已经是中国舆论场对待中美关系的常态。这个“题”并不小，而且不能及时沟通处理，必然持续发酵，而不是美方“借题发挥”。实际上，拜登政府乃至军方一开始也想淡化处理，拖延了两天。布林肯表态暂缓访华，也没有把话说绝。这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中方也表达了遗憾。但是，事件并没有向缓和的方向发展，最终还是以击落告终。这一事件对美国民众造成的心理冲击不可低估。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本土安全威胁都来自空中，一次是珍珠港事件，另一次是911袭击。拜登政府最终采取击落措施，是民意压力之下的必然反应。这种民意压力不会因为气球落地而结束，伤口还会继续发酵。如果导致中美加速脱钩，高度民粹化的中国舆论大概又要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了。有铁饭碗的国际问题专家可以这么做，万千普通民众却要承受严重的经济后果。02在中美脱钩问题上，这边的专家一直强调美方会因此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却很少提及我们要付出的经济代价。真不知道这些国际关系专家到底是拿着谁的工资，那么替美方着想。国际问题专家不关心国内经济，经济主管部门是要关心的。2月2日，国新办举行2022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会上表示，进入2023年，全球经贸形势变得极其严峻，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已经转变为当前的外需走弱、订单下降。2021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额为48886亿元，比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的总和还多。如果中美走向脱钩，双方都会承受外贸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并不不对等的。对美方而言，进口替代、产业链转移的成本是暂时的，而中国失去市场的损失是长期的。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贸易商品的结构。中国出口商品的层级较低，可替代性强。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层级较高，尤其是高科技产品，不可替代性很强。所以，一旦中美脱钩，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被其他国家替代，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会成为美国高科技产品新一轮的新兴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发展迅猛的越南，对美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苹果手机的销量也在大增。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失去全球大工厂的优势，同时也会失去了全球大市场的优势。其次，美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还对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巨大的影响力。2021中国排名前十的贸易伙伴（国家与地区）中，除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和巴西外，其余分别是日、韩、德、澳大利亚，均为美国的主要盟友。俄乌战争中，美国对这些盟国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一旦中美彻底翻脸，这些国家的站队没有悬念。即便美国不施加强干预，由于美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产业链转移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采购来源也会随之转移。因此，分析中美关系的贸易维度中，不要高估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和市场优势。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七八十年代全球产业链大转移时，认为不可能到达中国的声音也不小，最终如何了？今天断言不可能是印度、不可能是墨西哥，殷鉴不远。以目前的中美关系走向、国内的营商环境，产业链转移加速动力是在增加。国际问题专家们的种种意淫，不能代替人民饭碗的真金白银。03坦率地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切责任都在美方”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破坏两国互信基础、煽动仇美情绪不遗余力。在中国舆论场上，美国任何动作，不管是不是和中国有关，是不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能做出恶意的解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疫情期间，美国货币放水，是收割全世界。疫情复苏后，美国升息，也是收割全世界。真不知道这些专家要美联储怎么干，才算不是收割全世界？实际上，是全球货币体系是有国际协调机制的，疫情爆发各国担心恐慌引发危机，希望美国增加美元流通量。这个“水”放出去，当然是要在危后“收”回去的。放多少、怎么收是有一定的争议空间，但是放和收的动作都是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共识。哪儿就能轻易“收割全世界”？这些专家对中国的解读也同样不怀好意。中国的任何外交事务，在他们的嘴里都成了“对美反制”。和欧盟、日韩发展合作关系，是“对美反制”。和俄国、伊朗等国的外交，也是“对美反制”。中国外交到底是为了自身发展服务，还是为了反美？他们力图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人吃饱了，砸天量资源搞外交，就为了和自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做对。中国发展经济、提升科技实力，也被他们解释为“反美”。华为搞5G是为了反美，中国发展电动车是为了反美，加强产业监管也是为了反美。在这些国际问题专家的大肆宣扬下，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反美宇宙”。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是光速的。“美国是万恶之源”，“中国一切为反美服务”出自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之口、成为中国主流舆论，是不会被太平洋屏蔽的。我们不希望被妖魔化、不希望“中国威胁论”破坏中美关系，是正当的。但是，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大搞妖魔化美国、大唱“美国威胁论”，考虑过美国民众的感受吗？流浪气球事件，美国民意汹汹，真的是过敏、过激吗？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中国人，我无论如何也不信气球携带着病毒之类的鬼话。然而，一个经常关注中国舆论动向的美国人又会作何感想呢？今天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员往来，已经不是四十多年前关门自嗨的时代可比了。意淫国际问题的专家们多少要口下留德，不要乱带节奏。说美国人不敢打气球、不能打气球的，应声打脸了。更可笑的是，气球被导弹打下来，顺势又鼓吹“气球制胜论”。这没有十年脑血栓病史真无法解释了——气球又不是中国独门绝技，谁不能放？是准备和美国比气球多，还是比导弹多？如此脑残，竟能为专家，在中国舆论场上卖拐多年，是真要反思了。这些专家反美为业，却对中美关系破裂、中美脱钩的后果绝口不提。可以想象，真到了那一步，他们跑到美国的房子去，大骂“一切责任都在美方”，继续他们的反美生意，直到中国的韭菜地里没有一棵韭菜。但是，中国经济怎么办？中国经济最后的支柱对外贸易怎么办？千千万万人的生计怎么办？真鲁迅不是这样的，真鲁迅是要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2月1日至3日，《人民日报》3版连续刊发“钟声”署名文章，篇篇聚焦中美关系，反对“脱钩论”，体现了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中美关系事关中国经济大势、民生大局，不可儿戏。既然如此，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无法回避。美国到底强大不强大，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无法回避的，也不应回避的。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总之，中美关系渐行渐远，批评美方“反应过激”之前，也要反思国内舆论的荒腔走板。